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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诗学的内在构成与理论品格

摘要:[摘要]童庆炳先生等人近年来倡导的“诗学”,是根据中国现实发展的客观情势和中国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对中西文学理论和理论的整合与会通熔铸而成的一种文学理论形态,其命名和内涵与西方新主义的“文化诗学”没有直接渊源。文化诗学已经形成一个包含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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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童庆炳先生等人近年来倡导的“诗学”,是根据中国现实发展的客观情势和中国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对中西文学理论和理论的整合与会通熔铸而成的一种文学理论形态,其命名和内涵与西方新主义的“文化诗学”没有直接渊源。文化诗学已经形成一个包含观念层面(体)、范型层面(式)和实践层面(用)的完整的理论框架。其基本观念包括与文化的双向拓展、与人文的层深建构、内部与外部的视角贯通、自我与他者的交往对话、理想与现实的体用相函。文化诗学以能够充分体现文化诗学理念的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和拉伯雷诗学作为其诗学范型。文化诗学的实践主要包括三个领域:文学文本研究、文学文化语境研究和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跨学科”研究。
[关键词] 文化诗学;诗意;文化;观念层面;范型层面;实践层面
 
“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是童庆炳先生等人近年来倡导并践行的一种文学理论形态。经由童庆炳先生及其同道者的努力,文化诗学的基本理念、体系构成和批评实践等有关问题,已经逐渐清晰成形,并产生了一批理论研究和文本批评的范例性成果。文化诗学因其对中西文学理论传统和文化理论传统的扬弃整合以及对中国社会现实积极应答参与的学术姿态,在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深广,越来越多的学人认同并参予其间。本文旨在对文化诗学的体系构成和理论品格进行一次整体描述,并谈谈笔者对文化诗学的一些体会和认识。
 
一  文化诗学之“名”:此“文化诗学”非彼“文化诗学”
 
当我们准备谈论文化诗学时,首先面对的是这样两个问题,即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文化诗学”与美国新历史主义创始人格林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tt)所说“文化诗学”(the poetics of culture)是什么关系?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文化诗学”与中国内地其他学者所说的“文化诗学”又是什么关系?彻底比较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文化诗学”与后两种“文化诗学”之间的异同需要专文论述,因此这里只能作一个初步说明。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文化诗学”与格林布莱特所说的“文化诗学”,无论在命名上还是在理论内涵上都没有直接渊源。虽然童庆炳先生在近年来开始着力建构文化诗学,但是他对文化诗学这一思想的酝酿却久已有之。据其本人所述,早在1987年江苏扬州召开的一次全国性文学理论会议上,他即已提出了“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我们知道,虽然格林布莱特在1986年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一次名为《走向一种文化诗学》的讲演中用“文化诗学”替代了他过去使用的“新历史主义”之说,但是包括他早先的“新历史主义”及后来的“文化诗学”并没有马上为中国内地学者所知晓。中国内地最早的两本汉译“新历史主义”论文集——《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出版时间都是1993年,而一般学者也是正是通过这两本译著才了解到了大洋彼岸的这一理论。因此可以说,童庆炳先生所倡导的“文化诗学”与格林布莱特所说的“the poetics of culture” 的汉译“文化诗学”在名称上的相同纯属巧合。更重要的是,童庆炳先生致力打造的“文化诗学”与格林布莱特的“文化诗学”在理论观念和理论旨趣上并没有直接的牵涉,前者在建构中并未将后者作为直接的、主要的理论资源,并不是按照后者的理论发展而来,也并非在中国当代学术语境中对后者的“挪用”、“拿来”和“改造”。从童庆炳先生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文化诗学的论文看,他本人从未奉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为宗,而在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形态中,他也从未对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显露出某种偏好。童庆炳先生所力倡的文化诗学,乃是根据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客观情势和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对中国古代、理论的转化和对西方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的取舍,会通熔铸而成的一种文学理论(诗学)形态。这种“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推陈出新的文学理论形态,有其相对独立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和逻辑,有其独特的体系构成和理论品质;其出生地和成长地都是在中国,其命名权也是在中国。
当然,否定在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文化诗学”与格林布莱特的“文化诗学” 之间存在着直接渊源,并不等于否定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的联系。格林布莱特始创的“文化诗学”作为当代西方产生的一个渊源深厚、影响甚广的诗学形态,已经成为西方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思想和学术话语都深嵌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传统之中,与西方其他流派的文学理论具有深刻、复杂的内在联系。格林布莱特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新历史主义”和“文化诗学”的初衷,是为了救西方此前的新批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之弊。“文化诗学”试图通过重新建立文学与文化系统、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将文学研究从形式主义的封闭式文本研究中解放出来,恢复文学作为整体文化、历史、精神、人格塑造者的身份和功能。诗学的这一理论取向与稍后兴起的文化研究的旨趣甚为合拍,很快被后者的巨大声势所掩并融入其中,而文化诗学中的一些基本理念也构成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质。因此,当童庆炳先生等人在整体上将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作为建构中国当代文化诗学足资借镜的重要理论资源时,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思想也自然成为可资利用的一个部分。另外,这两种文化诗学命名上的巧合和理论旨趣的某种程度的无意间的相通,也表明中西文学理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学科问题以及在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路径和应对策略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同步和一致。
针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童庆炳先生等人所倡导的“文化诗学”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可以对二者进行“平行比较”,即视二者为两种在不同的社会语境、文化语境和文学理论语境中相对独立地发展起来的诗学形态,然后比较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但是不应对二者进行所谓的“影响比较”,即视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为童庆炳先生所提倡的“文化诗学”之所从出,然后站在前者的理论立场上诠解后者的基本理论内涵。
目前中国内地另一个对“文化诗学”比较关注的学术群体是福建省漳江师范学院的一批文艺学教学研究人员。该群体中的刘庆璋、林继中、李晓宁、祖国颂等学者近年来对“文化诗学”这一课题展开了多方面研究,相继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早于2000年11月在漳江师范学院召开了“中国第一次文化诗学学术研讨会”。但是从他们现已发表的系列论文和著作看,该学术群体所关注的“文化诗学”显然是承格林布莱特等人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而来。尽管该群体同样注意到中国传统文论资源在建构“文化诗学”中的意义,但是他们还是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学理研究,从理论命名到基本理念甚至具体思想都深受后者影响。这一学术群体的代表人物刘庆璋教授在《文化诗学的诗学新意》(《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文化诗学学理特色初探——兼及我国第一次文化诗学学术研讨会》(《文史哲》2001年第3期)、《文化诗学:富于创意的理论工程》(《漳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等论文中,都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理论观点及其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并着意强调这一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中的启示意义。如在《文化诗学:富于创意的理论工程》中称:“中人们拿来美国学人已经提出的术语‘文化诗学’,举起了蕴含着中国学人自己的理念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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