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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关于服饰的奢俭观冲突

摘要: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关于服饰的奢俭观冲突中,不同阶层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关于服饰的奢俭观冲突的 论文范文 ,供大家阅读参考。 工业革命之前,受生产能力限制,漂亮时尚的服饰数量有限,价格昂贵。在现代人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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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关于服饰的奢俭观冲突中,不同阶层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关于服饰的奢俭观冲突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工业革命之前,受生产能力限制,漂亮时尚的服饰数量有限,价格昂贵。在现代人看来是生活必需品的漂亮服饰,对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下层人们来说,却是奢侈品。因此,当时社会关于服饰的种种争论,总是围绕着“奢与俭”展开。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集中于论述政府对社会中下层人们服饰的管制,鲜有学者以被管制的一方为视角进行研究。

  事实上,除了官方的抑奢之外,还有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崇奢观念和行为与之发生冲突。不仅如此,各阶层人们的奢俭观念随着时势的移易而发生转变。本文主要依据时人论著,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从各阶层人们的服饰消费行为入手,展现转型时期英国社会奢俭观的剧烈冲突,并揭示种种冲突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根源。

  一、外来服饰的流行与抑奢思想的传播

  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使17世纪英国社会风尚发生了改变,奢侈之风盛行。随着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人们购买服饰有了更多新奇而实用的选择。洛娜·韦瑟里尔根据遗嘱清单和账单,发现自1675年始,人们拥有的家居用品数量大增。在所有家庭开支中,除食物外,没有任何一项开支多于服饰。经济学家哈特通过对17世纪末格里高利·金的统计数据进行细致的分析,估计当时富人大致花费收入的15%在服饰上,中间阶层大约耗费28%,较贫穷的人大概耗费18%。人们在服饰花费上的增长,主要用于购买进口的亚麻和棉纺织品。

  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可以买到从欧洲大陆进口的白色亚麻布服饰。质地优良、新奇舒适的亚麻布服饰深受贵族阶层喜爱,而一些价格、档次较低的亚麻布服饰满足了社会中下层人们对进口服饰的需求。虽然各阶层人们穿的亚麻布衣服价格不一,但普遍都有白色的领口和袖口。即使服饰颜色丰富的贵族阶层,也纷纷将领口和袖口改成白色,因为这代表着身体的洁净。面对进口服饰造成的强烈冲击,在保护传统毛纺织业的问题上,议会上院和下院意见达到了空前的一致。议会于1662年通过了管制服饰的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从国外进口蕾丝、亚麻布和其他服饰用品①。这条法令实质上是管制纺织品进口商,希望从源头断绝人们对进口服饰的消费。然而,巨大的市场需求和高额关税收入使王国法令很难有效地干预亚麻布的进口贸易。

  当然,对英国毛纺织业冲击最大的,还不是从欧洲大陆进口的亚麻布服饰,而是从印度进口的棉布服饰。在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中,印度棉布占据了相当大份额。

  17世纪初,印度棉纺织品未经任何改变,便出口至英国。后来逐渐根据英国消费者的需要,在颜色和款式上进行改造。据时人记载,“印度商品异常迅速地增长,主要是各种档次的丝绸和棉布,它们用于制作服饰……印度布匹既包括五颜六色的丝绸,用于制作手帕和男女式睡衣的;也包括较厚重的锦缎,用于制作女式精美长袍;还有一些丝棉混纺织品,也有着令人愉悦的颜色。”到17世纪末,印度棉布的色彩更丰富,用途也更广泛。它不但用来制作内衣内裤、头巾和衬裙等,而且被应用到外衣的制作中,颇受英国消费者欢迎。

  社会各等级人们对进口服饰的渴求,不但不利于传统毛纺织业的发展,而且破坏了社会等级秩序,使服饰反映身份的功能减弱。因此,奢侈之风受到重商主义者、道德学家和清教徒的猛烈抨击。其中,清教徒的抨击最为激烈。英国内战后,清教教会援引加尔文的服饰观,对人们的着装进行干涉。他们固守加尔文的信念,即“包括管制服饰在内的习俗改革,是为了使更多人过上一种有德行的生活。即使会有人鄙视、嘲笑甚至怨恨,也不能阻挡我对这个时代的改造。”对于清教徒来说,在服饰的花费上有所节制,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他们支持一种近乎禁戒的着装方式,坚决反对沉湎于奢侈服饰。“现在急需节制俗教徒的着装,平民和普通人都追求过分精美的服饰。正如古语所言,傲慢而自负的心灵,停留在粗俗而普通的服饰内;而真正谦恭的心灵,潜藏在质地优良的亚麻布和高贵的紫色衣服里。就让人人都在自己的位置,安分守己地呆着。”清教徒像当时的道德批评家一样,认为世俗的人们应该按照自身所处的社会等级规范着装。

  清教徒对人们着装的限制,是在强调身体原罪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的。服饰本是为了掩盖人的原罪,若过分奢华,只会让周围人觉得他(她)罪孽深重。因此,清教不仅在教会内部对各级教士的着装进行严格的管制,而且对俗教徒进行劝诫和布道,希望他们在着装上有所节制,塑造谦虚简朴的形象。中间阶层受清教思想影响较深,其中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虔诚的清教徒。那么他们的着装是否果真如此简朴呢?情况似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从当时人留下的信件、日记和账簿的记录看来,大部分中间阶层人士都难以抗拒时尚服饰的诱惑。即使衣服的颜色比较黯淡,质地也是比较好的,而且饰品繁多。

  詹姆斯·马斯特(James Master)是肯特郡的一名绅士,在内战中偏向议会党。他从17世纪40年代去剑桥求学就开始记账,一直持续到1676年。在账簿中,主要记录了他在旅行、食物、服饰、书籍、学鲁特琴、跳舞、赌马等方面的花费。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服饰,包括他缝制衣服的布料、尺码和成本。

  他的服饰颜色比较灰暗,但是每件都加了塔夫绸的衬里或镶着银色的缎带。

  1649年,马斯特托人制作了一套昂贵的鲜红色法式套装,并加上一件镶着金色和银色扣子的披风。他喜欢在紧身上衣和裤子上加五彩缤纷的缎带。

  1650年,他为一套衣服购买了72码缎带,1653年为另一套衣服购买了108码缎带。

  50年代,他多次购买假发和衣服的边饰,还提到优质亚麻布腰带、袖口和色彩鲜艳的长筒袜等。

  由此可见,中间阶层中虽有一些真正的清教徒,认为简单的服饰能体现美好的心灵,但是大多数中间阶层人士还在模仿贵族着装,并未将简单着装作为本阶层独立的意识影响日常生活。

  二、本土服饰的更新和崇奢观念的兴起

  人们对进口服饰需求的增长,不仅对传统毛纺织业造成巨大冲击,而且大大刺激了英国本土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的崛起。自17世纪60年代始,伦敦东部,尤其是斯皮特费尔德(Spitalfield),生产出大量高质花纹丝绸。这些本土的丝绸虽然在质地上比进口丝绸稍差,但在价格上具有优势,深受社会中下层人士欢迎。据厄尔估计,到18世纪初,在斯皮特费尔德至少有一万台织布机,有4~5万人从事丝织品的生产及与此相关的贸易活动。仿造印度棉布的棉纺织业,首先在兰开夏郡兴起。兰开夏临近港口城市利物浦,而东西印度群岛和巴西种植的棉花,可以经利物浦很便捷地运到兰开夏。更重要的是,兰开夏拥有得天独厚的湿度和温差,使纺出来的棉纱异常纤细。当然,由于工具和技术的差距,兰开夏生产出来的棉布其实是棉麻混合织品。这种织品虽不如印度棉布柔软、漂亮,但是能够勉强替代它,满足人们对棉布的需求。

  随着英格兰本土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从经济利益方面为奢侈服饰正名。当时著名的作家尼古拉斯·巴尔本在1690年写道,“时尚服饰的更新,增加了人们购买新服饰的机会,大大推动了国内外贸易。我们并不一定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1694年,唐顿在《女性词典》中坦陈,“虽然时尚有可能是一种罪恶,但是时装的流行为数以万计的人提供了工作和生活保障。若没有时尚,他们的生活可能无以为继。”这与长居英国的荷兰学者曼德维尔的观点极为相似。他在《蜜蜂的寓言》中,同样认为“私人的恶德”有利于促进“公共的福利”。也就是说,人们对奢侈服饰需求的增长,有利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对一个贸易强国的崛起至关重要。“一个人穿着做工考究的丝绸服装而不穿廉价服装,选择稀少的高等衣料而不选择粗糙衣料,这是在为更多的人提供工作,因而是在增进公共福利。”

  然而,棉纺织品大大损害了传统毛纺织商的利益,让毛纺织商惊恐不已。他们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棉布运动,舆论界亦对棉布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棉布不结实,容易破……人人都应该穿英国本土生产的毛纺织品,而不应该穿进口的棉布。这不但能促进国内的毛纺织品贸易,而且能扩大本国丝织品的市场。”事实上,毛纺织品几乎等同于英格兰,如同在西方人眼中,瓷器等同于中国,棉布等同于印度。因此,抵制进口服饰,穿本国的毛纺织品,是一种爱国的行为。相反,穿戴进口服饰,不但是奢侈浪费的表现,而且是一种反民族甚至叛国的行为。

  道德学家伊夫林希望查理二世恢复抑奢法,既保护英国传统的毛纺织业,又抑制奢侈浪费的行为。但是复辟后教会对人们行为和习俗的改革,越来越依靠精神指引和道德训诫,而越来越少严格的惩罚。

  具体到人们的着装,清教思想的影响力大减,而是偏向于更为宽容的态度。此时,纽卡斯尔公爵夫人在《社会信件》中,关于时尚与服饰的观点是比较典型的。她以诗文的形式嘲笑清教徒,“他们反感所有的着装艺术/我们都应该被谴责/因为有褶皱的镶边、垂饰及卷发/以及我们穿戴的所有服饰”。她最终坚定地指出,上帝并不会对人们的卷发和漂亮的衣服感到生气。“人类没有证据表明上帝对我们的着装不满意……服饰的精致并不代表灵魂的堕落。”自查理二世复辟始,英国社会关于抑奢和崇奢的言论,看似纷纷扰扰,实则有规律可循。抑奢观念古已有之,希腊罗马时代就有抑奢法体现人们的身份和等级。到近代早期,社会流动加剧,为维护等级秩序,抑奢法的颁布达到了高潮。不过,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抑奢法多了一层更高尚的目的,即减少外国奢侈服饰的进口,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清教的节俭禁欲观念,为抑奢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具体到英格兰,16、17世纪社会急剧变动。随着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争相购买进口的漂亮服饰。这不但使各社会等级之间的着装界线越来越模糊,而且大大冲击了传统毛纺织业,政府为此颁布了一系列抑奢法。抑奢有利于减少外国商品的进口,与当时的重商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本土已具备生产丝织品和棉纺织品的能力。这些曾被称为“外国奢侈品”的服饰,同样需要开拓国内市场。同时,英国经过与西班牙、荷兰、法国的争夺,殖民地范围不断扩大,殖民贸易市场也随之急剧扩大。在英国仿制的各种奢侈品需要寻找海内外市场,崇奢观念应运而生。

  抑奢与崇奢反映的是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即原始积累需要发展生产的阶段和生产能力大增需要刺激消费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发展表明,“新教伦理”与“奢侈”,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在一个弱小的岛国,若没有原始积累阶段的节俭禁欲,便无法如此迅速地积累财富,发展生产,甚至生产出高质量的奢侈品。反过来,若没有人们对奢侈品的追求,生产出来的商品便没有市场,同样无法继续发展生产。崇奢的实质是让原本属于社会上层人士消费的奢侈品,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因此,经济的发展并非带来全民的奢侈,而是普通大众消费水平的提高。

  三、简约服饰受追捧与道德典范的树立

  到18世纪,关于服饰的奢俭观念冲突在生产和消费领域渐渐减少,转而在政治和道德领域活跃起来。君主立宪制度的建立,使英国形成了一种与欧洲大陆国家迥异的政治文化。在这一特殊的政治文化中,腐败、阴柔、专制和奢侈都是政治恶德。奢侈服饰不但使英格兰贫穷,更使其丧失了刚毅的男子气概,充满女性的阴柔之气。“奢侈和女人气”是托利党、辉格党和詹姆士二世的拥护者们互相攻击政敌的有力武器。他们将男子气的简朴与高尚的政治和道德追求等同起来,控告政敌鼓励奢侈和阴柔之风,导致政治腐败。

  1745年,纳撒尼尔·兰卡斯特对詹姆士二世拥护者如此说道:“有什么比恶德更不利于公共福利?又有什么恶德比得上奢侈?……我们并不以顺从专制的上帝而羞耻,但让我们觉得最卑劣的是受奢侈品的奴役,因为那会使我们变得柔弱而无男子气概……我们可以毫不脸红地在进口奢侈品上浪费大量钱财,甚至通过战争获得许多充满阴柔之气的精美物品。但即使在和平时期,我们穿上这些奢侈服饰,也会显得很不协调,因为这与我们的天赋、气候都不适应,只会伤了爱国者的心。”在英国的政治话语中,男子气的简朴与英国式的自由有着密切的联系,自我克制与爱国主义是分不开的。

  贵族阶层对简约服饰的热衷,也与他们的经济霸权地位丧失,需要重新树立文化霸权有关。

  18世纪英国纺织品生产和海外贸易都获得了迅猛发展,富裕的中间阶层很容易购买到时尚服饰。政治领袖已不再是时尚界的领袖,社会地位和消费水平之间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让精英阶层颇为担忧。因此拒绝物质享受,不穿充满阴柔之气的时尚服饰,被视为真正的绅士与暴发户的显著区别。贵族政体的辩护者将贵族的道德典范作用看得异常重要,认为这是保证贵族统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詹姆斯·伯建议英国的政治精英们,将文化的优越性作为政治统治的依靠力量。“我尊敬的大人们,现在唯一的需要做的是树立你们的典范形象和影响力。唯有如此,领导地位才不会动摇。让那些乡绅继续呆在乡下,依靠他们的收入过着体面的生活,看他们这种不虔诚和挥霍无度的生活能维持多久。”①在贵族的政治意识里,普遍的富有是国家的最大威胁,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普遍的奢侈、衰弱、阴柔和专制。为了国家的福利,政治精英必须改变奢侈浪费的习惯,为整个民族树立道德榜样。

  拒绝奢侈服饰、充满男子气概、树立良好的道德典范形象等等,既为贵族阶层的统治增添了合法性与正统性,又为排斥阴柔华丽的王室以及奢侈浪费的暴发户参政提供了依据。不过,到18世纪中后期,中间阶层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参与政治活动。为确立参政的合法性,他们逐渐形成着装上的独立意识。他们借助贵族的“唯具男子气概之人才有资格参政”的理论,抨击贵族天生就是奢侈的儿子。贵族的所谓自我节制都是虚伪的,只有曾经信仰清教的中间阶层,才是保持美德和信仰自由的真正典范。因此,为了促进共和国的公共福利,必须改变政府机构的人员组成,扩大中间阶层的比例。

  针对贵族“独立而远离奢侈品的贵族,才能公正地为共和国谋福利”的论点,中间阶层的政治家进行了有力的抨击。约瑟夫·托尔斯在对贵族政体的批评中,如此写道:“一方面,那些已经拥有巨额财产的人希望获得更多。他们关心怎样才能爬得更高,力图讨好地位比他们高的人;他们经常会因沉迷于奢侈服饰而变得虚弱,把爱国主义的诸多原则抛在脑后。另一方面,那些地位稍低的人,对自己的期望不会太高,能维持一种节制而温和的生活习惯。虽然他们拥有的财产不是很多,但他们的内心更加自由和独立,更愿意为国家的公共利益出谋划策。”在中间阶层的政论家看来,贵族政体与全民自治政体同样危险。贵族和平民都容易因奢侈品而腐败,缺乏“良好的自我节制和谦虚的精神”,而这恰恰是捍卫英国式自由的必备品质。因此,中间阶层将贵族和下层民众都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贵族容易被一些不切实际的奢侈品所累,而下层民众整日为生计所累,他们都无法养成良好的习惯。

  的确,当时议会里充斥着一些品德相当低劣的人。约翰·卡特莱特抱怨道:“懒惰的学生,无用的花花公子,阿谀奉承者,奢侈浪费者时常出入于议会大厅。甚至还有些贵族在选举中造假,不惜花大量金钱雇佣赌徒、乞丐、盗窃者、破产者等亡命之徒,以操控整个选举的局面。”政府由奢侈导致的政治腐败引起群众不满。中间阶层的政论家尖锐地指出,贵族阶层在“光荣革命”后的简朴着装,其实是一种虚伪的、不自然的表现,不符合贵族的天性。只是为他们损害公共福利,侵犯英国人民的自由,蒙上一层面纱而已。唯有受清教思想影响很深的中间阶层,才能真正在着装上进行理性的自我节制,刚毅而勇敢地维护共和国的利益。

  在18世纪英国特殊的政治文化中,懂得自我节制,远离奢侈服饰是维护共和国公共福利的重要品质。贵族男子在“光荣革命”之后,即树立起光辉的节俭形象,以增添其统治的正统性。这种典范形象到18世纪中后期,被中间阶层贬为虚伪的,而真正懂得节制,适合参与政治,为共和国谋福利的应该是中间阶层。中间阶层通过远离奢侈服饰,展现“谦虚与节制的男子气概”,以期参与政治活动。在争取政治权利的过程中,中间阶层并未发动一场革命,颠覆整个旧制度,代之以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他们仅仅是进行了改革。中间阶层的政治改革家借用贵族的话语,将贵族男子重新定义为“被天生的柔弱气质阉割的、挥霍浪费的无耻之徒”,而之前贵族男子强调自我节制的高尚德行,被中间阶层归为专属于他们自己的品德。

  结语

  总之,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关于服饰的奢俭观冲突中,不同阶层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而且他们的观念随着时势的移易而发生转变。贵族作为统治阶层,16、17世纪期间需要依靠穿戴奢华的服饰显示其特权地位,同时为了限制社会中下层民众跨越等级界线而着装,颁布了大量抑奢法以维护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到18世纪初,贵族阶层为了排斥王室和中间阶层,维护贵族寡头政体,将抑奢的范围扩大到自身。他们穿上简朴的服饰,树立起光辉的节俭形象,为其统治增添合法性与正统性。中间阶层是抑奢法的主要限制对象,他们凭借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热衷于购买奢侈服饰以提高社会地位赢得尊重。

  17、18世纪之交,英国本土生产的奢侈服饰需要寻找市场,部分中间阶层作为工场主的代表大力宣扬崇奢思想。到18世纪中后期,中间阶层为了参与政权,抨击贵族的节俭是虚伪的,转而在服饰上自我节制以求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精英。下层民众受奢侈之风影响,会竭力购买一些时尚新装,然而这种行为破坏了等级秩序,招致政府和社会舆论的抨击。平民一直被认为过于奢侈,其实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他们为赢得周围人更多的尊重,乐意且有能力添置漂亮服饰。他们的消费水平日渐提高,将原本是“奢侈品”的时尚新装变成日常生活必需品。换言之,平民的所谓“奢侈”是相对的,是官方和舆论强加的标签,在服装成本降低的经济大背景下改善着装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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