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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兄弟会的兴起与发展

摘要:中世纪晚期形成的兄弟会原本是灾难和危机的产物,是西欧城市复兴后为顺应新的社会关系而形成的基层社会组织,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威尼斯兄弟会发展的 论文范文 ,供大家阅读参考。 兄弟会(confraternity)是由平信徒基于同一信仰、同一原则自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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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纪晚期形成的兄弟会原本是灾难和危机的产物,是西欧城市复兴后为顺应新的社会关系而形成的基层社会组织,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威尼斯兄弟会发展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兄弟会(confraternity)是由平信徒基于同一信仰、同一原则自发组织形成的民间宗教自治组织。它们与行会一样,是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西欧社会的重要基层社会组织。作为独立于天主教教会之外的宗教团体,兄弟会在平信徒成员参与日常宗教活动和为成员提供生老病死等多种社会保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①。具体到盛兴于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兄弟会,它们在转型时期威尼斯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威尼斯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织者。它们的社会地位、职能以及在社会宗教和文化生活所起的作用等也成为近年来研究者的兴趣所在②。但这些研究或偏重于某一特定的兄弟会类型,或执着于分析这一时期兄弟会某些特定的社会职能,缺乏对威尼斯兄弟会这一基层社会组织从中世纪晚期向近代早期发展过程中,组织运作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特别是威尼斯共和国在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和社会发展转变背景下的整体把握。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威尼斯兄弟会的章程和组织构成入手,考察这一时期威尼斯兄弟会兴起与发展的背景及其组织运作特点,以期加深学界对文艺复兴时期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的认识。

  一、威尼斯兄弟会的兴起

  兄弟会组织起源的由来争论较多,不同的起源说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兄弟会性质多样化的特点。异教起源说认为,兄弟会是前基督教时期以宴会狂欢为目的的集会组织加上基督教的一些宗教仪式,特别是葬礼仪式所组成的;修道院起源说认为,兄弟会是一群平信徒祈祷者从修道院中独立出来组成的;拜占庭起源说则将兄弟会的慈善救助行为源于拜占庭对旅行朝圣者和老弱病残提供救济和福利这一概念的影响①。具体到威尼斯的兄弟会(Scuola),它并非起源于教育机构或组织②,而是类似于行会组织,由一群具有共同职业和共同虔诚信仰的人所组成,这种用法最早可以追溯至晚期罗马③。总之,中世纪兄弟会是广大平信徒在天主教会和修道院体系之外,聚集在一起释放宗教虔诚之心和从事慈善活动的重要途径。

  关于西欧兄弟会的起源时间,目前史学界并无明确的定论。有观点认为兄弟会作为一个虔诚的平信徒组织这一思想可以追溯至古典时期。但传统上认为,兄弟会作为一个明确的组织实体出现,是在中世纪的加洛林王朝时期,并在13世纪的西欧盛行一时,意大利和英格兰地区成为兄弟会发展最为充分的地区④。威尼斯第一个有文献记载的兄弟会成立于1110年,组织活动的中心位于圣乔治·马齐奥雷区的本笃教堂,该兄弟会的成立是为了纪念圣斯蒂芬的遗骸转运到威尼斯⑤。之后直到13世纪初,才陆续出现其他的兄弟会组织,这些兄弟会所供奉的圣人主要是圣母玛利亚和此时的城市守护圣者,圣西奥托雷(St.Theodore)⑥。

  中世纪晚期兄弟会在西欧社会的迅速发展并非偶然。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13世纪是意大利地区宗教最为狂热的世纪,而宗教狂热总是与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动荡和宗教危机相伴随,成为兄弟会迅速兴起并向各地传播的重要原因⑦。意大利地区两种主要类型的兄弟会:“赞颂”兄弟会(Laudesi)⑧和“鞭笞”兄弟会(Battuti,Disciplinati)均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

  这一时期,城市内部政治争斗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和黑死病的爆发给意大利地区的天主教徒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感,一股对末世审判预言即将实现,世界即将因一场大灾难而终结的悲观情绪在这一时期迅速蔓延。广大普通的平信徒一方面希望通过共同参与宗教仪式来实行自我救赎,另一方面更是为了释放这种悲观的紧张情绪,选择通过公开的自我鞭笞游行活动展示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以及通过承受鞭笞肉体所带来的痛苦展示灵魂救赎的虔诚之心。

  1260年春,鞭笞游行运动首先在意大利的佩鲁贾地区出现,随后迅速向整个意大利地区蔓延。

  1260年12月,威尼斯最早的“鞭笞”兄弟会———圣母玛利亚博爱兄弟会(ScuoladiSantaMariadellaCarità)成立。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圣马可兄弟会(ScuoladiSanMarco)和圣乔瓦尼福音兄弟会(ScuoladiSanGiovanniEvangelista)相继成立。这场鞭笞运动的余韵在威尼斯一直持续到15世纪,在这一时期,圣母玛利亚圣器兄弟会(ScuoladiSantaMariadellaMi-sericordia,1308年)和圣洛可兄弟会(ScuoladiSanRocco,1480年)相继成立,成为威尼斯最重要的五个大兄弟会(16世纪初增至六个)⑨。在这之后实际的鞭笞行为渐渐销声匿迹,但鞭笞游行作为一种公开的宗教仪式,一直在威尼斯重要的宗教节庆活动中上演。

  文艺复兴时期,除了上述六大兄弟会之外,威尼斯还成立了相当一批小兄弟会。这些小兄弟会最初脱胎于行会(Arte)组织,由行会中的平信徒成员组成相应的兄弟会,在所选择的守护圣者的宗教护佑下,进行日常的宗教仪式活动,并对本兄弟会成员中的老弱病贫逝者提供救助和宗教服务①。但由于小兄弟会始终处在分裂、合并、消亡、转换崇拜圣者的动态发展之中,因此它的数量无法进行精确的计量。

  从13世纪兄弟会兴起开始直至18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威尼斯大约存在过450个小兄弟会,其中约有100-200个小兄弟会活跃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社会②。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数量众多、成员覆盖广泛的大小兄弟会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日常宗教和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虽然它们的规模大小不一,但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为那些逐步摆脱中世纪封建依附关系,进入城市的新兴市民阶层提供了一个能够替代他们原来所依附的亲缘、地缘和宗教归属感(一般是出生和生活的教区)的共同体组织。这种共同体组织即是当时兴起于西欧城市的行会和兄弟会组织,它们通过共同的职业或共同的宗教信仰崇拜将这群城市的新兴群体联系在一起,组成新的社会关系纽带,缓解了他们由于离乡背井而造成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也使其自身成为城市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基层社会力量③。那么,威尼斯的兄弟会在这一时期又是如何来进行自我管理,贯彻和实现其宗教和社会职能呢?下面将从兄弟会的组织原则和管理体制入手来尝试回答。

  二、威尼斯兄弟会的组织原则

  威尼斯的兄弟会,无论大小规模,都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章程来规范和监督整个兄弟会的管理和日常宗教慈善活动的运作。在虔诚善行、忠诚爱国原则的指导下,威尼斯兄弟会在广大平信徒的日常社会和宗教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威尼斯的兄弟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即是起草一份兄弟会章程(Mariegola),这份章程也被称为“母亲法则”④。该章程效仿行会宪章和修道院章程的体例,用高级的羊皮纸誊写而成,并装饰以豪华的天鹅绒或皮革,配合每个兄弟会所独有的徽章,成为兄弟会当之无愧的最高象征和最珍贵的财产⑤。兄弟会章程的制订和颁布标志着一个兄弟会的正式成立。

  兄弟会章程作为兄弟会的最高纲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兄弟会的活动纲领和兄弟会成员名单。下面以1535年9月12日在预言者圣西门教堂(SanSimeoneProfeta)成立的圣切尼诺与圣罗萨里奥兄弟会(ScuoladiSanChiereghinoedelRosario)的活动纲领为例,具体分析其内容要点⑥。该兄弟会章程由12章组成,包括四大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序言(第一章)。主要阐述兄弟会的行为原则(“通过对兄弟会成员的爱和对平信徒成员的救助来展示耶稣基督的仁爱与慈善”)和本兄弟会所崇拜和供奉的圣人(“圣母玛利亚和殉道者圣切尼诺”)。第二部分,兄弟会的日常行为准则(第二至四章)。包括保证“圣母玛利亚祭坛前的火烛始终常亮”,成员在参加兄弟会活动时必须“佩带写有自己姓名的铭牌(tolela)”,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和所有庆祝圣母玛利亚的节日,所有成员必须“携带和点燃蜡烛参加兄弟会组织的集体弥撒并商议兄弟会的各项日常事务”。第三部分,兄弟会成员的基本职责和义务(第五章)。包括在每个上述集体活动的日子里,“缴纳三皮佐里(pizoli)用于救助兄弟会内部的穷苦成员,当有兄弟会成员去世,也需缴纳三皮佐里用于其葬礼开销”。第四部分,兄弟会管理机构和官员的选举方式,人数及其职责,特别是对于老弱病残者的慈善救济方式以及对成员葬礼的详尽安排(第六至九章)。第五部分,兄弟会成员渎神或作奸犯科的处罚方法,“第一次第二次口头警告,第三次直接开除兄弟会成员资格”,以及成员内部产生纠纷矛盾的解决办法,也是兄弟会管理人员的职责(第十至十二章)。在活动纲领之后一般还会附有兄弟会成员的详细名单,包括职业、年龄,加入兄弟会的时间,有些还会包括成员的家庭情况,以方便为内部成员提供日常的救助服务。

  作为兄弟会组织管理的纲领性文件,这些兄弟会的章程体现出其在进行日常活动中的两大原则:

  (一)虔诚善行

  圣经《彼得前书》中认为“因为爱能够消除许多罪过”①,在《雅各书》中又说到“所以,你们要互相认罪,彼此代祷,使你们得医治。义人的祷告有很大的功效”②因此各兄弟会在制定活动纲领时,都会对兄弟会成员参与虔诚的宗教仪式活动和慈善救助行为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希望兄弟会成员在共同崇拜和供奉的基督圣人的庇佑下,通过善行善功,特别是对同一兄弟会的穷苦成员进行慈善救济,达到救(他)人赎(己)罪的目的。除了扶助救济这种善行之外,上文论及的自我鞭笞运动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展示平信徒的宗教虔诚,正如圣马可大兄弟会的章程中所认为的那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背负十字架殉难的行为是一种无上的荣耀,我们若想效仿,必须从肉体和精神上进行惩罚和规训”。因此,虽然实际上的鞭笞运动在16世纪已经慢慢消亡,但作为一种宗教仪式活动,鞭笞游行则一直保留下来,在威尼斯每年的宗教庆典活动中,各大兄弟会都会组织成员参与此项仪式表演③。

  (二)忠诚爱国

  从兄弟会的起源可以看出,一般而言天主教教会和修士在兄弟会的形成建立和日常的宗教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意大利其他地区,如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兄弟会与当地教会组织的关系非常紧密④。但威尼斯的兄弟会则是个例外。威尼斯的大兄弟会全部由平信徒建立,大部分的小兄弟会也是如此。同时,威尼斯的兄弟会不依附于天主教会,而是依附于国家。圣母玛利亚博爱兄弟会的章程中就明确说明“我们愿从此所做的一切皆为了我们国家的总督陛下,整座威尼斯城和整个国家的荣光。”⑤与威尼斯政府为保持国家的独立和自治,而对罗马天主教会始终保持警惕,防止其干涉威尼斯国内宗教和社会生活相类似,威尼斯的兄弟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始终拒绝来自教会势力的控制,它们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更近乎一种契约合作关系。威尼斯的大兄弟会一般聘用25-30名左右的修士来负责为兄弟会的集体宗教活动提供服务,如举行大型的弥撒活动,以及为过世的兄弟会成员提供临终祷告服务等等,但他们并不能成为兄弟会的正式成员,同时更不可以担任兄弟会的管理职位⑥。

  威尼斯兄弟会这种规范化的指导纲领使成员在从事社会宗教慈善活动时有章可循有条可依。同时,它们将对基督的虔诚之心与对国家的忠诚之心相结合,使其发展和运作天然地契合贵族政府追求“最尊贵虔诚祥和的天主教城市共和国”(theSerenissima)的目标。

  三、威尼斯兄弟会的管理体制

  除了规范化的章程为兄弟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制度化的管理和运作模式更成为威尼斯兄弟会参与日常社会宗教活动的重要保证。但在分析威尼斯兄弟会的组织结构之前,有必要对这一时期威尼斯兄弟会成员的构成和阶层分布状况有所了解,因为这种独特的成员结构方式使其管理和运作方式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在威尼斯兄弟会形成之初,平信徒选择加入兄弟会的标准和条件比较简单。以参加大兄弟会为例,只要能遵从该大兄弟会的行为准则,即按时参加其组织的鞭笞游行,年龄超过20岁(也有时会将年龄标准降低至15、16岁),缴纳15个大所迪(soldidigrasso)的入会费,即可成为一名大兄弟会成员①。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并不是那么容易。首先,兄弟会的人数规模有限制,超额了就无法再加入②。第二,一名平信徒不能同时加入两个不同的大兄弟会(但小兄弟会的成员不受此限制)。第三,平信徒在提出加入兄弟会的申请时,不能有任何不好的名声,因为只要有一名兄弟会成员反对,就申请无法成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很多社会中下层的平民阶层,他们无力缴纳入会费,同时更不能保证每年兄弟会成员必须缴纳的9个小所迪(soldidipiccolo)的慈善捐款以及用于购买游行活动所需的火烛费(luminaria)和用于购买参加兄弟会活动所必须穿着的统一长袍和兄弟会徽章的置装费(cappa)③。因此特别是在大兄弟会,能成为正式成员的主要来自少数社会上层的贵族,社会中间阶层的市民以及第三等级———平民阶层中的上层,即行会成员。整个社会的中下层贫民由于交不起“高额”的入会费,以及无法得到来自不同阶层的兄弟会成员的允许和批准,被完全排除在大兄弟会之外。

  在1292年“关闭”大议会事件之后,威尼斯贵族阶层正式确立了其封闭的贵族寡头制统治。兄弟会中占人数优势的市民阶层一方面为了维持其在兄弟会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为了保持兄弟会独立于政府和教会控制之外的自治地位,迅速做出反应,限制贵族特权在兄弟会的扩张。他们通过正式程序,修改和补充兄弟会章程,首先,将贵族排除在兄弟会常规成员④之外,并禁止他们参与兄弟会管理职位的选举;然后,限制每一家兄弟会中贵族成员的人数,如圣母玛利亚博爱兄弟会将贵族人数限定在12人,圣马可兄弟会和圣乔瓦尼福音兄弟会的人数限定在50人;除此之外,增加贵族成员批准加入兄弟会的难度,贵族若想加入兄弟会,除了必须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之外,还必须由30名兄弟会德高望重的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超绝对多数同意才能通过。当然,贵族阶层在受到这些限制的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特殊权利,包括在兄弟会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无需遵守兄弟会的某些原则,如参加公开的鞭笞游行等,但条件是支付高额的入会费(20-25杜卡特)和年度慈善捐款(20所迪)⑤。

  兄弟会对贵族人数和权利的种种限制,特别是将其排除在兄弟会的管理层之外,一方面避免出现贵族内部的党派斗争对兄弟会发展潜在的破坏性,就像在佛罗伦萨曾经发生过的那样⑥。另一方面使兄弟会内部由30-40人组成的管理阶层实际上成为统治兄弟会的小集团。而这一集团的核心是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市民阶层,主要由那些不是贵族出身,但又享有一些较为重要的行政和经济特权的城市市民组成⑦。他们是威尼斯最接近贵族及其日常政治活动的一个阶层。其中的“原住市民”(cittadiniorigi-narii)阶层类似于现在的公务员,垄断了为贵族政府提供从公文起草,档案保管,法令传抄等辅助服务性岗位,为政府各级贵族官员和驻外大使提供各类行政服务。这群有政治管理经验但苦于出身稍低而无法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管理的市民精英,就成为了兄弟会理想的管理者,而他们也借由兄弟会这一渠道成功抒发了参与政治管理的强烈诉求⑧。

  这群威尼斯兄弟会实际的统治者依据他们多年在威尼斯政府部门耳熏目染的经验,在中世纪晚期成功地借鉴和模仿了威尼斯享有“完美”盛誉的混合式贵族政治体制。兄弟会每年召开三次的全体大会,称为“大会议”(generalchapter)⑨。它的职能类似于贵族政府的大议会,主要为批准新入会成员和选举兄弟会各组织机构官员,有时还包括修正兄弟会章程,审理兄弟会财政开支和其他有关兄弟会和兄弟会成员的条文规定。在“大会议”之上设立的管理机构名为“长台委员会”(banca),它类似于威尼斯贵族政府的元老院,是由多个部门的官员所组成的兄弟会日常行政管理机构。包括一位“大总监”(guard-iangrande),一位文书官(scrivano),一位鞭笞仪式总监(guardiandaMattin),一位牧师(vicario)和12位大区代表(degani)。其中,“大总监”是兄弟会最高领导者,它类似于威尼斯贵族政府和共和国精神象征的总督,是整个兄弟会的公共形象,在任何公开的正式场合可以代表兄弟会发言和做决定。“大总监”任期一年,由投票选举产生,当选者一般为兄弟会内德高望重的资深成员,并有担任过兄弟会其他职位的经验。“大总监”的职责主要为主持“大会议”,发表当选动机,宣读新成员名单,和负责兄弟会的财政事务。文书官任期一年,在每年8月的“大会议”上投票选举产生,他的主要职责为记录兄弟会的财政收支状况,同时负责记录兄弟会成员名单,“大会议”的会议议程,兄弟会的修订章程,以及每年向全体兄弟会成员公布账本和兄弟会的财政收支状况一到两次。鞭笞仪式总监主要负责兄弟会的鞭笞游行仪式,后来也开始负责管理兄弟会游行活动的收支账本。牧师是14世纪初才增设的职位,主要职能为在“大总监”缺席的时期代行“大总监”的各项职责。

  12位大区代表由威尼斯6个大区的兄弟会成员选举产生①,主要由市民阶层中的年青人担任,他们每两人负责一个大区,主要职责为统计所在大区的成员人数和姓名,以及定期宣读所在区域的成员名单,以起到清点人数的作用。

  同威尼斯贵族政府的发展趋势类似,大会议虽然拥有兄弟会的最高权力,但在兄弟会的实际管理过程中,“长台委员会”,加上兄弟会内三四十名德高望重的资深成员和所有卸任官员所组成的机构成为兄弟会实际的日常行政组织。到了16世纪,兄弟会的行政组织结构进一步完善,“长台委员会”进一步扩充,从卸任的大区代表中选举12人组成“大区代表委员会”(zonta)也开始参与兄弟会日常事务的管理,由兄弟会选举产生的2-3名左席官(sinici)则负责确保兄弟会做出的决议符合其最高章程,律师(def-fensori)负责处理兄弟会相关的法律事务。不仅如此,兄弟会在这一时期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可以领取薪水的勤杂工岗位(masseri),从兄弟会中非市民阶层中的贫困成员里选举3人,主要负责兄弟会各项日常会议的准备工作,维护维修兄弟会建筑财产,在兄弟会官员出访时充当保镖,以及协助大总监维护兄弟会的基本原则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兄弟会在管理体制上日趋复杂化和专门化。这不仅是兄弟会成员数量增加,组织规模日渐扩大的必然结果,更是满足了兄弟会管理阶层,即城市市民精英阶层的参与社会管理,抒发政治需求的心理。兄弟会组织的这套管理体制和运作模式也使其在文艺复兴时期逐步成为威尼斯社会生活中民众覆盖面最广、社会生活参与度最高的基层社会组织。

  综上所述,中世纪晚期形成的兄弟会原本是灾难和危机的产物,是西欧城市复兴后为顺应新的社会关系而形成的基层社会组织。威尼斯的兄弟会也是如此。但威尼斯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得兄弟会在兴起和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独特的一面,不仅在组织原则上深受威尼斯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还在管理体制方面受到来自贵族政府潜移默化的引导。贵族阶层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退出了兄弟会的管理层,不再直接干预平信徒的日常生活,但兄弟会管理阶层对贵族的无形效仿,使得这一基层社会组织依然与贵族政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威尼斯兄弟会在文艺复兴时期规模不断壮大,社会职能日渐增加,逐步成为这一时期贵族政府进行国家管控所倚仗的重要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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