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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吸纳与借鉴

摘要:朝鲜王朝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借鉴,主要围绕将中国传统礼教文明融入政制适用于政治运作这一基本逻辑展开,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朝鲜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吸纳与借鉴的 论文范文 ,欢迎阅读参考。 中国礼学思想何以成为朝鲜政制设计的指导思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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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王朝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借鉴,主要围绕将中国传统礼教文明融入政制适用于政治运作这一基本逻辑展开,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朝鲜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吸纳与借鉴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中国礼学思想何以成为朝鲜政制设计的指导思想,中国礼制何以上升为朝鲜的政制,主要有两种路径:其一是政制的典章化,即朝鲜开国时统治者所确立的以典章治理国家、统御人民的基本经验,主张“以礼治国”,即将政治制度写入礼书,再借由礼制思想来治理国家,使得重要制度与规则都有章可循、国家生活的开展有本可依;其二是典章的政制化,主要表现为典章创制的复古与回归,通过借鉴以《周礼》为代表的中国经典来书写朝鲜自身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主张将典章上升到国家制度的高度,并在典章中描绘出美好的政治蓝图。在这两种路径规划的引导下,朝鲜王朝很好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的礼及礼学思想,完成了国家体系的建构并取得了五百多年较为稳定的统治。

  一、朝鲜王朝政制典章的类别

  朝鲜五百多年积累的典章尤多,这些典章是记录朝鲜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生活的重要承载体。大致来说,朝鲜时代的典章可以分为通制、礼典、律令及其他重要的实录等四大类:

  特约主持: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通制中如正祖18年(1794)年敕命编修的《文献考略》20卷,收录国朝典故、祀典典故、事大典故、官职典故、政教典故、文艺典故、天文典故、边围典故、历代典故等,举凡太祖至正祖四百年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地理等重要制度均收录其中;李廷宝(生卒年不详)编纂的《华东通典》42卷,记录中国与朝鲜两国官职、礼乐、宗庙等重要的政治制度;《文献节要》4卷(编修年代不详)汇编了朝鲜历代政典中关于租税、贡制、户口、鱼盐、钱货、兵考、军门等维系国家经济与军事命脉的重要部门的重要资料摘录,以供官民参考。此外还有以仿周制六典例而成的《六典条例》《大典通编》《大典会通》等书。朝鲜十分重视对实录的编纂,例如《国朝宝鉴》89卷、《朝鲜会通》28卷、《小华外史》10卷、《璿源系谱纪略》25卷,除此以外,属于通典的有《百宪总要》《国朝典故》《燃藜记要》等书,基本上还是遵照《周礼》以及唐宋以来中国通典的编纂方式作为规范朝鲜时代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运作的准绳。

  礼典则记录朝鲜历代国王及王室吉、凶、军、宾、嘉五礼或冠、婚、丧、祭四礼的施行过程,可以细分为社稷、祔庙、祈雨祭、尊崇、经筵、亲耕、军政、外交、选举、宗庙、陵墓、听政、祭礼进馔、国恤丧礼等多个方面。朝鲜时代的礼典尤多,煌煌数百种、上万卷,仅国恤一种,目前韩国学中央研 究 院(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就藏有《高宗太皇帝御葬主监仪轨》《纯宗孝皇帝殡殿魂殿主监仪轨》《嘉顺宫丧礼录》《懿昭世孙宫礼葬仪轨》《仁淑元嫔宫礼葬仪轨》《孝章世子丧礼仪轨》等数十种书目,均记录王室成员的丧礼仪轨。在礼制上,由于朝鲜对中国礼学的发挥空间较大,除了承续基本五礼(以《周礼》为主)与四礼(以《家礼》为主)的基本精神外,对于程式上有较多的自我调整,故而礼典的呈现形式也各有差异。

  律令是朝鲜后期国法在家礼的磨合下逐渐完备后呈现出的一种重要制度体系,法律体系的成熟与律令典章的兴盛约略出现在英祖在位之后亦即朝鲜的后期,例如《鞫听日记》19卷记载了仁祖24年(1646)至纯祖4年(1804)这159年承政院编录朝鲜地方司法机构处理诉讼案例的经过,该书以日记的形式呈现,不仅是法律务实方面的重要指南书籍,更是研究朝鲜地方与宗族关系重要的一手史料;与之性质相同的还有洪仁浩(生卒年不详)编写的《审理录》12卷,也基本上都是摘录京畿、庆尚道、平安道、全罗道、开城府等地方讼例,以判例的形式书写而成以供决策者和有司参考;此外还有承政院编录的《推鞫日记》30卷、《三省推鞫日记》2卷,记录纯祖29年(1892)至高宗3年(1886)的刑事诉讼案件审理过程;《秋曹褒贬誊录》是记录英祖元年(1725)至高宗13年(1876)间刑部办案人员对该时间段发生的案件做出审理并判决的重要典籍。

  其他类的典章包括各部行政之准则、各衙门执事之成章,如王室与政府的度支清单则有《各库调查成册》《各府部豫算请求额》等书;国家重大工程的记录则有《改建都监仪轨》《工房誊录》《诸制造法》等书;政府官员的行政行为规范也同样会有典章加以约束,如《执务日志》《监查日志》《药房日记》等。

  总而言之,朝鲜时期政治运作的结构与方式基本上与汉唐之制没有太大差异,只是在明制的基础上略有所发挥。透过朝鲜时代遗留下来的典章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个政治部门的运作、每一项政治制度的形成、每一种重大仪式的举行,都会严格遵照既有的程序来处理,且基本上都会通过典章将它们记录下来。另外还可以总结出来的一条规律是,朝鲜时代不论是礼典还是法典,不论是国家制度还是地方条例,基本上都与礼有着重大的联系(如《周礼》中的吏、户、礼、兵、刑、工六典,吉、凶、军、宾、嘉五礼,《家礼》中的冠、昏、丧、祭四礼)。一方面,这与朝鲜诚敬地遵奉中国周礼及汉唐古制有着莫大联系,另一方面,也与朝鲜时代统治者试图通过礼来改造国家机器,建构政治文明的目的有直接的关联。从李氏朝鲜时代遗留下来的浩如烟海的通制与礼典中,经由统治者敕令编纂、学者们大规模参与、对政治体制与世俗民风影响最为深远、最具有研究价值的典籍当属朝鲜前、中期编纂的《经国大典》《国朝五礼仪》(含《续国朝五礼仪》)以及《国朝丧礼补编》等三部大典。

  二、《经国大典》

  《经国大典》一书历经九朝,耗时七十年。太祖三年(1394)依《周礼》例,分治、赋、礼、政、宪、工六典,颁定《进经国大典》,又命河仑(1347-1416)定名为《经济六典》,以“礼主刑辅”“纳礼于法”作为基本施政纲领。15世纪以来,朝鲜典章与法度初立、百业待举,因而坚持“治民莫善于礼,定制务合乎中”。为了完善政府运作职能、倡导“儒教”政治,《周礼》与《家礼》成为政府编订国家政典的主要渊源。

  太宗四年(1404)又颁布《经济六典元集续集》,世宗朝又有《六典誊录》,世宗十二年(1430)许稠等人据洪武旧制及东国旧制纂《五礼仪》,未及施用,后世祖依世宗所定,附于《经国大典·礼典》之末,未脱稿,后由成宗命姜希孟(1421-1483)等诸臣撰定《国朝五礼仪》及《序例》,世祖命金国光(生卒年不详)、韩继善(生卒年不详)等人据世宗朝《六典誊录》,搜集诸条,撰次为书,《大典》在成宗二年(1471)修订为《辛卯经国大典》,成宗五年(1474)又颁行《甲午经国大典》,成宗二十四年(1493)颁《大典续录》,中宗朝颁《大典后续录》,至英祖朝又有《续大典》。以上《经国大典》基本仿《周礼》而成,乃朝鲜五百余年治国之基,书中所体现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官职,基本上为后世效法遵循,有所谓“东方《周礼》”之称:“六典即周之六卿,其良法美意,即周之关雎、麟趾,文质损益之宜,彬彬郁郁。

  孰谓《大典》之作,不与《周礼》而相为表里乎?”

  可以说,《经国大典》的编纂是朝鲜法制时代的开始,《大典》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典,每典又分别规定该典职责与权力,如吏典规定京内外官职、取材、诸科、考课、追赠、相避等条目。举例来说,参照《周礼》《大明会典》《大明律》,《经国大典》将京衙吏典官职分为正、从六品,每一府衙的官员又有具体品级:正一品:宗亲府、议政府、忠勋府、敦宁府;正二品:六曹、汉城府;正三品:承政院、掌隶院、司谏院、经筵、弘文馆、艺文馆、成均馆、尚瑞院、春秋馆、承文院、通礼院、奉常寺、宗簿寺、校书馆、司饔院、内医院、尚医院、司仆院、军器寺、内资寺、内赡寺、司稻寺、礼宾寺、司赡寺、军资监、济用监、缮工监、司宰监、掌乐院、观象监、典医监、司译院;正四品:宗学、修城禁火司、典设司、丰储仓、广兴仓;正五品:内需司;正六品:章苑署、司圃署;从一品:义禁府;从二品:司宪府、开城府、忠翊府;从三品:世子侍讲院;从四品:典舰司、典涓司;从五品:昭格署、宗庙署、社稷署、平市署、司醖署、义盈库、长兴库、冰库;从六品:养贤库、典牲库、司畜署、造纸署、惠民署、图书署、典狱署、活人署、瓦署、归后署、死穴、五部、文昭殿、各陵殿、延恩殿。

  《户典》则按照官员实际品职以确定俸禄级别,例如第一科正一品春季给中米四石、糙米十二石、田米一石、黄豆十二石、紬二匹、正布四匹、楮货十张,夏季给中米三石、糙米十二石、五石、小麦五石、紬四匹、正布四匹,秋季给中米四石、糙米十二石、田米一石、小麦五石、紬一匹、正布四匹,冬季给中米三石、糙米十二石、黄豆十一石、紬二匹、正布三匹等;其他品级则依制各有不同。另外对徭赋则规定:“一夫一岁不过役六日,若路远,六日以上则准减翌年之役,若岁再役,则须启乃行。”

  《礼典》中的科举考试包括文科初试、覆试、殿试,生员初试、覆试,进士初试、覆试,译科初试、覆试,医科初试、覆试,阴阳科初试、覆试,律科初试、覆试等,都有严格的考试内容的规定及录取人数限定;除此之外,不同品秩官员的朝服、祭服、公服、私服等都有着装要求;此外又如五服制度、婚嫁、丧葬、用印、奖劝、音乐等都有相应的实施办法。

  《兵典》则规定了武科、告身、入直、行巡、符信、侍卫、番上、留防等军政方面的制度,京衙兵典官职按从高到低分为正一品到从五品:正一品:中枢府;正二品:五卫都揔府;从二品:五卫、义兴卫、兼司仆、内禁卫;正三品:训链院;正五品:世子翊卫司。

  《经国大典》对用律有严格的规定,例如决讼日限,大事(如死罪)要求一个月内决狱,中事(如徒流)要求二十日内决狱,小事(如笞杖)则要求十日内决狱;对栲讯刑具也有具体要求,如讯杖要求:“长三尺三寸,上一尺三寸,则圆径七分,下二尺,则广八分厚二分,以下端打膝,下不至膁朋,一次毋过三十度。”

  对某些罪名有具体的处罚、处理办法,如偷盗者“依律论罪后刺‘强盗’二字,再犯处绞。凡刺字者封署刺处,仍囚过三日乃放。冒出外境偷取彼人财物者绞,盗内地物转卖彼境者,以潜卖禁物论。凡赃赎物送户曹。凡被盗者所失物件形标,告官受立案以凭后考”。

  《经国大典》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法与标准也非常严格具体,如都城内的大路宽五十六尺,中路宽十六尺,小路宽十一尺,两旁沟宽各二尺;对军事工具如海船的大小有严格标准:长四十二尺,宽十八尺九寸以上为大船,长三十三尺六寸,宽十三尺六寸以上为中船,长十八尺九寸,宽六尺三寸以上为小船;制造工匠人数亦有相应数目,如校书馆规定冶匠六人、均字匠四十人、印出匠二十人、刻字匠十四人、铸匠八人、雕刻匠八人、木匠二人、纸匠四人。

  《经国大典》在朝鲜王朝政治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无需多言,虽然《经国大典》也有自己的创造之处,不过由于周朝是以“礼”而非“法”的理念来治理天下的,而《经国大典》的撰作目的是成就朝鲜早期的法典而非礼典,故而《大典》对《周礼》的效仿稍欠火候,诸贤们也没有完全领略到《周礼》所蕴含的精义,倒是后世精于研究《周礼》的学者茶山先生丁若镛在其《经世遗表》中的一句话,似乎可以解释以上的原因:揆诸天理而合、错诸人情而协者,谓之礼。威之所以恐,迫之所以悲,使斯民兢兢然莫之敢干者,谓之法。先王以礼而为法,后王以法而为法,斯其所不同也。

  三、《国朝五礼仪》

  明成化十年(1474)即朝鲜成宗五年,在历经六朝、半个多世纪后,《国朝五礼仪》终于编纂完成,其成书经历大致如下:世宗大王命当时的礼曹判书许稠详定诸祀、吉礼,又命集贤殿的儒臣参照唐代杜佑《通典》详定五礼仪,要求兼用明代《洪武礼制》《诸司职掌》与朝鲜《古今详定礼仪》等典籍以便参酌损益,但未及实行;及至世祖大王时朝臣依照世宗朝所定之五礼仪分撰《经国大典》,五礼仪便附录在礼典之后;到了睿宗与成宗朝时,两位国君想要将《经国大典》中的五礼仪单独成书,于是便命由高灵府院君申叔舟领衔总裁,姜希孟、郑陟、李承召、尹孝孙、朴叔蓁、郑永通、李琼仝、柳洵权、丘达孙、崔淑卿等一大批儒臣负责编修。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姜希孟做了如下交待:窃观记礼者有三千三百之文,然其要,则不过曰吉、凶、军、宾、嘉五者而已。

  由祭祀有吉之礼;由死丧有凶之礼;由备御有军之礼;由交际冠婚之重有宾与嘉之礼。礼备乎五者,而人道之始终具焉,欲为天下国家者,舍是无以为也!今是书更历数圣人揣摩之功,极其精密,上自朝廷,下至士庶,各有定礼,不相逾越,天经地纬,曲礼小节,粲然不紊,实吾东方万世之令典也。

  姜氏的这一番话虽有逢迎之意,但他对国家礼治的理解还是相当到位且颇具眼光的。他的话语中表述了两层意思:第一,五礼最先成于西周,煌煌周制实有赖于五礼实施的并行不悖,《国朝五礼仪》定吉、凶、军、宾、嘉五礼与《经国大典》的治、赋、礼、政、宪、工六典,本质上是朝鲜之邦意欲跳过后世所定的三千礼度而直接慕法西周,这也是朝鲜一直宣称服膺先王的最直接的体现。第二,在编纂《国朝五礼仪》的过程中,前后经历了六代国王,半个多世纪中数以千计的儒臣就五礼仪式进行了反复讨论、损益、修改,俾使五礼的推行,更加切合朝鲜政教的实际状况,甚至此书之行,“当与周家《仪礼》一书并传不朽也”,足见其抱负与野心之大。后来到了英祖二十年(1744)又命集贤殿儒臣尹光绍、李宗城、李德寿等人在《国朝五礼仪》的基础上进行了增修,是为《国朝续五礼仪》,此书宣称度越前代之盛制,“复三代之古礼,洗汉唐之谬制”。

  世宗在编录朝鲜五礼制度时,就以明制作为参考,《国朝五礼仪》成书后,许多礼制还是尽在严格按照明制施行的,例如《国朝五礼仪序例》之《祭服图说》部分录入了永乐元年明成祖钦赐的九章殿下冕服与景泰元年明代宗钦赐的七章王世子冕服,九章冕服中的冕版:广八寸,长尺六寸,前圆后方,玄覆纁裹以缯为之,前高八寸五分,后高九寸五分,以金饰之九旒,每旒九玉五采,先朱、次白、次苍、次黄、次黑,旒长九寸,前后十八旒金簪,其冕之旁属玄紌垂玉瑱以充耳,用紫组二属之于两旁结之颔下而垂其余,又以朱组一条系之左笄趬颐下,自右而上仰属于笄, 屈系之,垂其余为饰。

  其衣则“以缯为之,其色玄,绘五章龙、山、火、华虫、宗彝于其上”。七章冕服的冕与九章同,“唯八旒,每旒八玉三采,先朱、次白、次苍”,衣也与九章同,“唯绘三章,火、华虫、宗彝于其上”,圭、裳、大带、中单、佩、绶、方心曲领、蔽膝、袜、舄则皆与九章同。朝鲜后代国王及世子所用的冕服,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制度来设计,以上两件冕服,与《世宗大王实录》所记载的《明永乐元年钦赐九章冕服咨文》以及《明景泰元年钦赐七章冕服敕书》基本一致,这也间接地说明了朝鲜在礼制上的运用牵系着某种华夏的情结。通过细考《国朝五礼仪》的具体内容不难发现,该书基本上还是吸收了《仪礼》《开元礼》以及《大明集礼》的部分内容,不过在遵循方面,还是按照东国自有的体制和陈式。

  《国朝五礼仪》规定士庶人只奉祀曾、祖、祢三代,这与《家礼》祭高、曾、祖、祢四代别有二致,对于这样的区分,退溪先生李滉的门人便提出质疑:士大夫祭三代,乃时王之制,固当遵守。而祭四代亦大贤义起之礼,非有所不可行者。今世孝敬好礼之家,往往谨而行之,国家之所不禁也,岂不美哉?但其疏数不同之说,古者庙各为一,故可如此,同奉一堂之内,而独疏举于高一位,事多碍理,如何如何?

  究竟是尊时王之制还是守大贤之礼,退溪先生给出了如下的答复:祭之仪节、馔品从礼文为当,而古今异宜,亦有不得一一从礼文处,循祖先所行,恐无不可也……时王之制,岂可轻改?

  且礼者,天下之通行者也,举世不行,则难成空文,何益?高祖乃有服之亲,保可不祭?

  程朱已行之,考诸礼文可见。然时王之制如此,何可责彼之不行?但当自尽而已。

  由此可见,时王之制有时候比《家礼》更为圣神,从上面的一则史料中也可以看出,在面对中、东两国典籍、制度对程序的安排问题上,是尊崇古礼,还是恪守近制,后世的朝鲜学者也有自己的抉择标准。

  《国朝五礼仪》在英祖时又得到了重修,朝鲜中后期,随着法典的不断编修,王权的体现形式逐步由朝鲜前、中期的礼法共治,王、士礼争锋的“软约束”转而变为王权依仗法典而渐趋强化,也就是说,礼制不再与王权共享原有的政治图景,体现在法典中的礼条只能间接地说明礼的主导地位在朝鲜王室与国家体系中的逐步减弱。礼制的渐趋士庶化和家范化,礼的强制性也逐渐被政府主导的行政权力替代,政府逐步加强对士族社会的控制,并制定出士典、妇仪、童规等供民间参考,所以《国朝五礼仪》所反映的“礼学治国”并未切实践行,最终只不过停留在想象中而已。

  四、《国朝丧礼补编》

  到了英祖在位期间,《国朝五礼仪》已经颁行了二百八十余年,英祖考虑到《国朝五礼仪》中的礼文与现实有别,遂编订《国朝续五礼仪》《国朝续五礼仪补》,但《五礼仪》的国恤部分极为简略,并不成体系,加之近三百年间如《丧礼备要》《家礼辑览》《家礼源流》《家礼或问》等一大批四礼书分别问世并在民间广为流传,英祖感觉到有必要对全国的丧制进行统一定式,因而参照辛未孝纯贤嫔与壬申懿昭世孙之丧时仪节,命洪啓禧(1703-1771)等八位儒臣结合《国朝五礼仪》与前人着作编纂此书,书成于英祖二十八年(1752),之后恰逢英祖的贞圣王后与仁元王后相继去世,都监将二后的国恤仪式参照《国朝丧礼补编》进行,后来英祖又设专门机构和场所进行改修。

  该书本质上规范的是国恤时王室的丧礼,其中收录顾命、初终、复、奠、易服不食、戒令、施行、沐浴、袭、举临、含、设冰、铭旌、告社庙、小敛、治椑、大敛、成殡、成服、服制、嗣位、颁教书、告讣、朝夕哭奠、进香仪、治葬、梓宫书上字、梓宫加漆、上谥册宝、启殡、朝祖、遣奠、发引班次、发引、发引奉辞、迁奠、立主奠、举行、反虞、虞祭、卒哭祭、魂奠俗节及朔望祭、练祭、禫祭、祔庙、祭需献官及望燎等条目,基本上还是《家礼·丧礼》以及《国朝五礼仪·凶礼》仪节的援用,以“沐浴”一条为例,《国朝丧礼补编》便说:沐浴仪,内侍以帷障,大行卧内,内丧则女官当行之,而原书所无者,不敢擅自改正或添入,故敢达,上曰:以内丧则女官,悬注他如此例者,不必一一禀定,仿此为之可也。

  不过此书编修所产生的重大意义还不仅仅只是在规范了英祖之后的国恤仪轨上,更重要的是,它的基本精神更深入到了朝鲜后期地方精英的心中,甚至有身染夙疾的学者在乱世之中仍旧想要读到此书,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此书极为普世。云冈先生朴时默(1814-1875)得知璞洞安璜远(生卒年不详)家中有一函《国朝丧礼补编》,极欲求观,便致信安氏,写下了如下一段话,着实可以感受到朴氏之人欲求观此书时的诚敬之情与此书对士人道德情操影响之深远:时默经年经月,只一病祟为邻,有可谓林泉自得之乐耶?昨闻京奇则江都仁富之间,洋船屡百策,一时来泊,至为应阵之境,言念时事,不觉惊心,又何可言?

  第告紧有相考说于《国朝丧礼补编》中而无由得见,心常为恨,见今乱世也,是为吾一生静力所录中急先务者,故兹以专人,望须兄所藏中《补编》一秩,坚封暂借,则当寻觅其条目,誊着册子而趁期还完,谅知勿靳。

  从《国朝丧礼补编》一书的修订经历与内容形式上不难看出,朝鲜中期对丧礼的理解与运用基本上符合中国古礼“于心有安”的精神,领衔编录《国朝丧礼补编》一书的士大夫李喆辅(生卒年不详)说,此书完成之后,“从今以往,国之大小丧将以此,按而行之,此岂予意?体列朝之俭德,承慈闱之指教,此正夫子所谓‘礼与其奢也,宁俭’之意也”。同时,对中国先王旧制的仿效也是编订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编纂管申晚(生卒年不详)说:“三代以后,三年之制不明,上下数千载,其犹能行者,不过滕之文公、晋之武帝、宋之孝宗。典礼之盛,始称《开元》,而亦无丧礼之可考,可胜惜哉!”

  从两位编纂者的序言中可以看到,经历了三百年承前继后的吸收,朝鲜在对待中国文化的继承权上,俨然以正统者自居。值得一提的是,申晚在序言中所说的《开元礼》中无丧礼可考并不符实,并且奇怪的是他似乎故意没有提及到司马《书仪》与文公《家礼》这两本已经在中国和朝鲜都流传了数百年的丧礼参考书目,可见在彼时的朝鲜王朝看来,直接上溯到中国古礼似乎更能有力地证明这是一种继承华夏正统衣钵的积极举动。

  虽然《国朝丧礼补编》基本上仍旧是《国朝五礼仪》仪式与程序的翻录,而《国朝五礼仪》又承续了朱子家礼的诸多思想,但在内容上《国朝丧礼补编》与《家礼》相比却有了不少的创发,除了家礼程序的国法化、王室化渲染之外,《国朝丧礼补编》列出《图说》一卷,收录诸丧之具,以沐浴、袭、设冰、灵座、小敛、大敛、请谥宗庙、发引、遣奠等条目,与《家礼》丧礼图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国朝丧礼补编》一书对《家礼》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挥和改进。其衍变的方式与内容主要表示在丧具的名称、样式、尺寸、大小,而其中新增的部分如翼善冠、甲精、谥册等为《家礼》所无。

  五、结论

  朝鲜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吸纳与借鉴主要表现为政制的典章化与典章的政制化,朝鲜化了的中国政典、礼典所蕴含的国家关系表明了藩国欲对传统儒教文明依附的一种“超越”的想象,尽管朝鲜在政统的继受上从来不敢骤然脱离中国的经验,但深入地考察这些政典又不难发现,这种“异曲同调”式的域外实践往往又流露出朝鲜王朝对中国政制“同曲异调”的回应。比如,尽管《经国大典》是《周礼》的翻版,且早期的国君们也正是想通过《周礼》的基本思想来重新勾绘三代之际“以礼治国”的美好蓝图,但《经国大典》所指导的政治实践并没有能够让朝鲜回归三代之治,相反,到了朝鲜的中后期,礼的主导作用便不可避免地逐渐被法所取代,尤其是到了朝鲜末期,统治者们不得不大规模地修订律法以应对礼学治国所带来的统治危机。朝鲜政治体系经由礼学建构并不断调适,即华夏“政统”与“道统”中许多原汁原味的基本精神得到很好的保存,可以说这种传承华夏礼乐制度衣钵的“政治自我”仍旧属于对华夏情感与意识上的归属,属于政治认同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涵义。通制与典章不断编纂、修订的过程同时也是朝鲜自身政治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如果不是借助中国的典章制度来巩固和完善自身政治统治,并辅之以一定的制度自创,本来就极度封闭、单一的朝鲜很有可能无法完成王朝前、中、后期国法与家礼关系的有效调节。捋清朝鲜时期通制与礼典所蕴含的华夏情结与吸收自身政治养分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撩开朝鲜政治与礼俗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面纱,从而对东亚共同体的更深层次认识也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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