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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丽战争时期高句丽与倭国的外交探讨

摘要:从《日本书纪》的记载看,高句丽在唐丽战争期间多次开展主动外交,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唐丽战争时期高句丽与倭国外交的 论文范文 ,欢迎阅读借鉴。 唐丽战争自贞观十八年(644年)起至永徽六年(668年)年结束,历时25年。这段时间内,日本经历了四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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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日本书纪》的记载看,高句丽在唐丽战争期间多次开展主动外交,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唐丽战争时期高句丽与倭国外交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借鉴。

  唐丽战争自贞观十八年(644年)起至永徽六年(668年)年结束,历时25年。这段时间内,日本经历了四代天皇:皇极天皇、孝德天皇、齐明天皇和天智天皇。在唐丽战争期间,高句丽与倭交往日密。

  唐丽战争期间,《日本书纪》中关于高句丽的记事,依年份和事件的独立性为标准区分共有17条,根据记事内容,大致可以分为高句丽向倭主动开展的外交、倭主动向高句丽开展的外交、倭国战情收集、应对策略和形势判断三种类型。试分别叙述、分析如下。

  一、高句丽向倭主动结交及其背景

  从《日本书纪》的记载看,高句丽在唐丽战争期间多次开展主动外交,内容以“贡调”、“奉贺”为主:1.孝德天皇大化元年(645年)“二月甲午朔戊申,高丽、百济、任那、新罗并遣使贡献调赋”。2.孝德天皇大化三年(647年)春正月戊子朔壬寅,“高丽、新罗并遣使贡献调赋”。3.孝德天皇白雉五年(654年)“是岁,高丽、百济、新罗并遣使奉吊”。4.齐明天皇元年(655年)“是岁,高丽、百济、新罗并遣使进调”。齐明天皇二年(656年)“秋八月癸巳朔庚子,高丽遣达沙等进调。九月……时高丽、百济、新罗并遣使进调”。5.天智天皇五年(666年)“春正月戊辰朔戊寅,高丽遣前部能娄等进调。是日,耽罗遣王子姑如等贡献……冬十月甲午朔己未,高丽遣臣乙相奄邹等进调”。

  以上记事,其背景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条记事。高句丽此次遣使赴倭,事实上和此前皇极天皇年间贡物和朝见有关联。皇极天皇元年(642年)春正月“壬辰,高丽使人泊难波津。丁未,遣诸大夫于难波郡检高丽国所贡金银等并其献物。戊申,飨高丽、百济于难波郡……辛亥,飨高丽、百济客。癸丑,高丽使人、百济使人并罢归”。皇极天皇二年(643年)六月己卯朔辛卯,“筑紫大宰驰驿奏曰:高丽遣使来朝。群卿闻而相谓之曰:高丽自己亥年不朝、而今年朝也”。从日本方面的反应看,高句丽642年贡物的使臣并未获得皇极天皇接见,但皇极天皇随即作出了向高句丽、百济、新罗派遣使者的决定。对于643年的“高句丽遣使来朝”则认为是自己亥年以来不朝之后的续交行为。怎样看待高句丽的这两次与日本的接触呢?

  从《三国史记》的记载看,641年,唐太宗因高句丽派世子桓权入朝,而派职方郎中陈大德赴高句丽答劳,此举实为刺探高句丽虚实。

  事后,唐太宗征高句丽的意图和言论很可能在当年被高句丽获知,其642年赴日朝贡,很可能是因面临战争威胁而示好邻国的举动,同时也是对上一年倭派使臣赴高句丽的回应。

  642年,高句丽权臣盖苏文发动政变,弑杀荣留王,自立为莫离支,集军国大权于一身。

  643年派使赴日朝见,很可能是新当国集团向倭说明情况并建立联系。

  大化元年(645年)的“贡献调赋”为盖苏文主导下的高句丽对日政策的延续。同时,因644年唐太宗以盖苏文弑王无道、违反诏令交接百济侵略新罗为由,派兵分道进击高句丽,高句丽举国震慑。在这种背景下,高句丽645年赴日“贡献调赋”,显然有通报情况、交结争取的成分。

  第二条记事。公元647年时,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已然于前一年结束,取得了重大胜利,却未能灭亡高句丽。高句丽647年赴日,主要是通报第一次唐丽战争的情况,同时继续示好、交结。

  第三条记事。倭国孝德天皇亡,高句丽吊唁旧君、结好新君在情理之中。

  第四条记事中齐明天皇二年。此年,高句丽赴日使团规格明显提高,倭国也给与了积极回应。可以理解为,永徽六年唐军的攻击让高句丽受到震动,担心唐军随后发动更大规模战争,因而连续加强对日交往,依然是为了获得战略支持。

  第五条记事。盖苏文死后,高句丽国内已渐有乱象,此时其外部依靠仅剩倭一家,因而有意加强同倭的联系,故有一年两次派使赴日之举。666年,盖苏文长子泉男生已代父为莫离支,该年春正月的赴日使者很可能还是泉男生派出的,三四月份,泉男生受其弟泉男建逼迫,走据国内城,派其子泉献诚赴唐求哀,六月唐高宗接应,此后泉男生脱身入唐,八月泉男建被任命为“莫离支、兼知内外兵马事”。因而十月赴日使者,应是由以泉男建为首的高句丽新的当国者所派,除外交示好外,还有向倭国说明国内情况变化的成分。

  二、倭主动与高句丽结交及其背景

  从《日本书纪》的记载看,唐丽战争期间,倭主动向高句丽开展的外交行为主要有两件:1.孝德天皇大化四年(648年)春“二月壬子朔,遣于三韩,谓高丽、百济、新罗学问僧”;2.天智天皇二年(663年)“春二月乙酉朔丙戌,百济遣达率金受等进调”。

  以上记事,其背景原因分析如下。

  648年记事是倭主动向朝鲜半岛三国派遣学问僧。此时,唐太宗发动的第二次征高句丽战争已经结束,倭国此举可能包含刺探战后高句丽国内虚实的意味。

  663年记事。662年,苏定方久攻平壤城不下后,率大军撤退,朝鲜半岛境内的唐军只剩下刘仁轨和刘仁愿二部,百济复国势力乘机叛乱,时“璋从子福信尝将兵,乃与浮屠道琛据周留城反,迎故王子扶馀丰于倭,立为王。西部皆应,引兵围仁愿”。此后,二刘合兵一处,暂作休整,其军深处原百济腹地,孤悬海外,面临战和退的两难选择,唐高宗指示“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当时唐军将士久战生疲,皆欲西归,刘仁轨力排众议,决定坚守百济故地。龙朔二年(662年)七月唐军“大破福信余众于熊津之东,拔其支罗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杀获甚众。仍令分兵以镇守之”。战场形势朝着有利于唐军方向的发展,刘仁轨请求增派军队扩大战果,唐高宗派“左威卫将军孙仁师统众浮海赴熊津,以益仁愿之众”。

  在这样的背景下,百济复国势力再次向倭求救,天智天皇于是派兵2.7万人,乘战船赴朝鲜半岛助战,同时派人将出兵信息传递给高句丽,显然是想和高句丽形成犄角之势,分散唐军兵力。此时,百济复国军内部,扶余丰依靠倭军支持,斩杀了此前百济复国军的实际领导者福信,新罗侦知百济复国军内讧后,随即出兵包围周留城。扶余丰杀福信后“遣使往高丽及倭国请兵以拒官军。孙仁师中路迎击,破之。遂与仁愿之众相合,兵势大振。于是仁师、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帅陆军进,刘仁轨及别帅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以会陆军,同趋周留城。仁轨遇扶余丰之众于白江之口,四战皆捷”。

  不久百济故地被一一平定,在唐军支持下,新罗和百济会盟,唐王朝建立羁縻统治。灭百济之战,唐军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是为灭亡高句丽扫清障碍,对倭军的作战也是如此。

  三、倭的战情收集、应对策略及形势判断

  《日本书纪》(卷26、27)中有关倭对唐丽战争期间与高句丽相关的战情收集、应对策略及形势判断的记事主要有8条:1.齐明天皇六年(660年)“春正月壬寅朔,高丽使人乙相贺取文等一百余,泊于筑紫。夏五月辛丑朔戊申,高丽使人乙相贺取文等到难波馆。秋七月庚子朔乙卯,高丽使人乙相贺取文等罢归”。2.齐明天皇七年(661年)(七月)“苏将军与突厥王子契苾加力等水陆二路至于高丽城下。皇太子迁居于长津宫,稍听水表之军政”。3.同年“十二月,高丽言:惟十二月于高丽国寒极浿冻故,唐军云车冲輣、鼓征吼然。高丽士卒胆勇雄状,故更取唐二垒,唯有二塞,亦备夜取之计。唐兵抱膝而哭,锐钝力竭而不能拔”。4.同年,“播磨国司岸田臣麻吕等献宝剑,言于狭夜郡人禾田穴内获焉。又日本救高丽军将等泊于百济加巴利滨而燃火焉,灰变为孔,有细响如鸣镝。或曰:高丽、百济终亡之征”。5.天智天皇元年(662年)“春正月辛卯朔丁巳,赐百济佐平鬼室福信矢十万只、丝五百斤、绵一千斤、布一千端、韦一千张、稻种三千斛。三月庚寅朔癸巳,赐百济王布三百端。是月,唐人、新罗人伐高丽,高丽乞救国家,仍遣军将据周留城。由是,唐人不得略其南界,新罗不获输其西垒”。6.天智天皇三年(664年)“夏五月戊申朔甲子,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进表函与献物……冬十月乙亥朔,宣发遣郭务悰等勅。是日,中臣内臣遣沙门智祥赐物于郭务悰。戊寅,飨赐郭务悰等。是月,高丽大臣盖金终于其国,遗言于儿等曰:‘汝等兄弟和如鱼水,勿争爵位。若不如是必为怜笑。’”7.天智天皇六年(667年)“冬十月,高丽大兄男生出城巡国。于是,城内二弟闻侧助士大夫之恶言,拒而勿入。由是,男生奔入大唐,谋灭其国”。8.天智天皇七年(668年)“秋七月,高丽从越之路遣使进调。风浪高,故不得归。以栗前王拜筑紫率。冬十月,大唐大将军英公打灭高丽”。

  以上记事,其背景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条记事。660年为唐高宗显庆五年,唐高宗因百济侵削新罗,应新罗王所请“诏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卫将军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贵、左骁卫将军庞孝泰发新罗兵讨之,自城山济海。百济守熊津口,定方纵击,虏大败……定方执义慈、隆及小王孝演、酋长五十八人送京师,平其国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户七十六万”。高句丽此次出使料与唐军灭百济之战有关,高句丽使臣到达倭国时,唐军尚未胜利,一个月后百济灭亡,再一个月后高句丽使臣返还。期间倭国必然已经收到百济灭亡的消息,也很可能与高句丽使者沟通了立场和策略。

  第二条记事。此时,齐明天皇已死,皇太子素服称制。百济灭亡后,唐高宗随即携灭国之威进击高句丽。倭国十分关注唐丽战争进程,对朝鲜半岛上的一举一动都高度重视。据《日本书记》卷27记载,齐明天皇接到百济灭亡的消息后,迅速整军备战,欲亲征朝鲜半岛帮助百济复国,并将驻跸地移到靠近前线的朝仓橘广庭宫。“皇太子迁居于长津宫,稍听水表之军政”的语句,也表明了齐明天皇的继任者依然在整军备战,在这种背景下,倭国关注唐丽战况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当年八月,天智天皇“遣前将军大花下阿昙比逻夫连、小花下河边百枝臣等、后将军大花下阿倍引田比逻夫臣、大山上物部连熊、大山上守君大石等救于百济,仍送兵杖、五谷”,“九月,皇太子御长津宫,以知冠授于百济王子丰璋,复以多臣蒋敷之妹妻之焉。乃遣大山下狭井连槟榔、小山下秦造田来津率军五千余卫送与本乡。于是,丰璋入国之时,福信迎来稽首奉国朝政皆悉委焉”。可以说,天智天皇(时以皇太子身份主政)继承齐明天皇做法,大力支持百济复国行动。

  第三条记事。已然发生在后来的天智天皇以皇太子身份称制期间。显然,该条记事是高句丽向倭通报的战况。时年秋八月,苏定方率领大军渡过浿江,夺取马邑山,进而包围高句丽国都平壤城,然而天寒地冻,久攻不下。高句丽使臣到达日本的十二月,苏定方尚未撤军,其于次年春正月退兵。由此可见,高句丽向倭送出的是即时战报,其用意大概是因为了解倭欲出兵助百济复国的意图,怕倭担心高句丽灭亡在即,从而不敢出兵,故将战况呈报给倭,以此坚定倭国出兵的信心。此时的高句丽极其希望百济复国势力以及背后的倭能够进攻唐军,从而缓解自身压力。

  第四条记事接前条记事,似乎表明在高句丽一部溃败时,倭驻扎在百济境内的军队,曾予以救援。如此,也可看出此时高句丽与倭的紧密关系。

  第五条记事。662年的春正月正是苏定方久攻平壤不下被迫撤军的月份,当月高句丽使者到达日本,表明这些使者是在战况最激烈的形势下派出的,当时高句丽已有难以为继感觉,因而急速求救倭国。此条记事还表明,天智天皇此时加大了对百济复国势力的支持,倭军一部已被派往“留城”,此“留城”也即《旧唐书》中的周留城,为百济复国势力中心。

  第六条记事。倭军白江战败后迅速退出朝鲜半岛,由于担心唐军乘势进攻其本土,加强了军事布防,修建了众多防御性质的城栅。百济平定后不久,刘仁轨被调回国内,刘仁愿为统帅,他此时派使者赴日,应有向倭表明唐王朝灭亡高句丽的决心,以及打消其唐军将进攻日本本土的疑虑。高句丽莫离支盖苏文去世当月,倭即获得消息,这表明此时的高句丽和倭仍具有紧密联系。

  第七条记事。从《旧唐书》和《三国史记》的记载看,泉男生被逼入唐是在公元666年,《日本书纪》此条记载似有误,关于泉男生入唐这样的重大事件,当时的唐王朝必然在档案中写清,而依据唐王朝档案写就的《旧唐书》

  应该不能搞错这个问题。

  第八条记事。此次高句丽派使赴日的时机在其灭亡前夕,其时,李积率领大军自辽东而出,突破诸道防线,直逼平壤。高句丽的此次派使赴日,应有向倭紧急求援的意味。从以后的结果看,此次出使应是无果而终。当年十一月,李积“拔平壤城,虏高藏、男建等”。此后,唐王朝在高句丽旧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一、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

  综上,高句丽与倭因唐丽战争而加强了交往,双方各有所图,就高句丽而言,结好倭是为了实现连横之势,在战略上抗衡唐朝。于倭而言,加强与高句丽互通声息,有助于实现其自身的以朝鲜半岛为基点的“天下秩序”。唐丽战争期间,唐与新罗因打击高句丽而形成联盟,高句丽与百济则因共侵新罗成为盟友,百济则一直与倭有着紧密的联系,倭也一直在背后支持百济攻打新罗,这样事实上形成了丽、济、倭隐性同盟。百济灭亡前后,高句丽与倭有了实质的联盟关系,双方甚至一度协同军事,共谋百济复国事宜。在经历了白江之战的失败后,倭军退出朝鲜半岛,力保本土不失。高句丽此后虽进一步向倭示好,但倭已无力、无心对抗唐朝,失去了百济、倭凭依的高句丽,此后又因统治集团内讧,最终被唐王朝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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