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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国核武计划的评估及其影响

摘要:从1955至1960年,是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起步和发展的关键性6年,也是中苏之间在核武器方面从合作走向分裂的重要时期,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国核武计划评估的 论文范文 ,供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对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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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5至1960年,是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起步和发展的关键性6年,也是中苏之间在核武器方面从合作走向分裂的重要时期,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国核武计划评估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对策,是近些年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然而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时期,强调两届政府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阻挠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发展,甚至有官员主张不惜代价把中国核武器计划扼杀在摇篮里①。但是学术界却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研究甚少,有关分析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对华研制核武器的对策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以至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美国政府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认知就是从肯尼迪政府开始的,其实并非如此。

  本文利用已解密美国档案,着重分析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评估,以及对此后几届美国政府的影响,希望对此研究提供一些补充。

  一

  中国核武器计划始于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听取李四光、刘杰和钱三强的汇报后,决定发展核计划[1]440-441。两天后,苏联正式致函中国政府,准备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1]445。

  尽管在当时,中国研制核武器属于高度机密,有关中苏在原子能问题上的合作更是秘而不宣,但是考虑到中苏同盟关系的密切程度,美国政府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可能会寻求苏联的帮助研制核武器。早在1955年春,也就是中国核武器计划刚刚启动不久,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讨论美国的裁军政策时,其总统特别助理斯塔森就认为“苏联在未来很难拒绝中国对核武器的要求,但肯定也不情愿在远东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提供给中国这种武器。”[2]

  虽说莫斯科只是在原子能和平利用上给予中国一定的援助,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准确地预见到中苏之间在核领域上的复杂关系。

  由于当时中国无论是在人力、物力、财力,还是技术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苏联是否在核领域对中国进行实质上的帮助,是评判中国何时拥有战略核武器的关键因素。

  6月24日美国联合原子能情报委员会对中国开发有效的战略核武器能力进行了评估。该委员会认为,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在未来10年内中国肯定不可能独立开发出显着的核武器能力,因为建设大型工业基地、培训训练有素的科技人才,至少需要10—20年的时间。此外在未来10—15年内中国也不会具备制造现代轰炸机的能力;如果苏联提供全套的武器、远程轰炸机及其相关设备,在训练方面进行帮助,那么在未来18个月至两年期间中国将可能具备有效使用这些苏联武器和轰炸机的能力[3]。从文献解密来看,这是迄今所见的最早一份关于美国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情报评估报告,从这份报告中能够清楚地看到,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把苏联的援助作为评判中国战略核武器计划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1955年10月,美国情报人员注意到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一次谈话,他透露“苏联正在原子能领域给予中国科学与技术上的帮助”,尽管尤金说苏联政府并没有给中国原子弹或相关制造设备,但美国情报部门判定在未来5年,中国在核研究领域能够取得显着的进步,尽管到1960年中国并不会具备开发核武器的能力[4]。

  1956年初,有关苏联在原子能研究方面给予中国帮助的细节逐渐被美国情报人员所了解,尤其是苏联“承诺提供给中国一座核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并帮助培训核科学技术人员”这样的情报。因此他们认为如果苏联的这些承诺得以付诸实施,到1960年中国将拥有一个小规模的核研究计划。这种援助计划对于医学和生物学还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对于一个核武器计划来说,则需要不同性质的、比苏联宣布要多得多的额外援助。他们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当前中国拥有核武器,它仅有最初的核研究能力。然而如果苏联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技术人员,中国可能在短时间内具备使用核武器的能力[5]244-245。不久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对1955年中苏核合作的情报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分析。首先,在“一堆一器”方面。

  苏联宣布以“成本价”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6500千瓦的原子能反应堆,并为处理放射性物质许诺赠送一台回旋加速器和一座实验室。他们判定北京出于政治声望的目的,可能会进行适当的核研究计划。关于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选址,他们猜测可能会选择在北京附近,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渴望把首都北京作为共产党的橱窗;二是北京也是主要科学研究机构、中科院的总部,可能也是苏联顾问在大陆居住最集中的地区。根据中苏协议,中国确实把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在北京市西南郊房山县的坨里地区,工程于1956年5月动工,1958年春反应堆和加速器先后建成,6月30日反应堆达到了临界[6]。

  其次,在地质勘查方面。根据协议,作为对苏联援助的回报,中国将提供给苏联“相关的原材料”。他们估计中国已知有许多铀矿区,特别是靠近苏联边境的新疆北部阿尔泰地区、辽宁的海城地区、广西东部。第三,在科研交流方面。苏联在1955年曾派遣一个科学代表团访问中国,让中国科学家了解在日内瓦会议上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情况。他们发现,由于这次访问,中国夸耀在苏联的帮助下,“将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掌握世界最先进的原子能科学技术。”基于上述对中苏核合作的分析,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认为当前“中国仍然缺乏资金、工业与实验设备和工艺技术,独立地开发原子能计划和在核科学领域进行重大的研究。”[7]

  1957年3月情报部门再次进行评估,其观点基本没有发生改变。他们仍然认为“中国没有足够数量合格的原子能科学家来支撑一个意义重大的原子能计划。通过苏联原子能援助计划和联合核研究所提供的帮助,中国才得以在基础核物理、医药、农业以及工业研究原子能应用方面培训自己的科学家。然而就算有这样的援助,当前中国仍然不大可能有能力独立开展一项原子能研究项目。当然,如果苏联提供必需的设备和技术人员,中共则可能在短期内获得使用核武器的能力。”

  [5]497-498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为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标志着苏联的援助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即从核物理科学研究过渡到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研制技术上来[8]623。关于苏联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在当时是极为保密的事情,周恩来特意致函赫鲁晓夫,“鉴于在研究试制和生产火箭武器过程中,保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所以请求苏联政府派一个保密专家组来华,协助我们进行工作。”[9]

  因此美国基本上是无法从正常渠道了解有关中苏在战略核武器上的合作情况,但从中苏同盟的密切关系,他们判定“中国将继续向苏联施压,到时苏联很可能提供某种类型的导弹和其他可适用于携带但并不携带核弹头的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除非受到一个有效的国际协议的阻止,否则“到1962年苏联就可能把核武器引入中国,尽管可以肯定这些核武器仍将在苏联掌控之下。”[10]22-24

  随着有关苏联在核武器和导弹研制方面援助的传闻逐渐增多,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加强情报的收集工作。

  1958年8月19日《纽约时报》一条关于中苏军事和核合作的报道引起了情报部门的注意。《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罗森塔尔引用来自波兰的消息说,“苏联将会提供给中国原子武器、弹道导弹以及另外四个核反应堆,并且将与中国合作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罗森塔尔还透露给美国驻华沙的武官,苏联为中国提供导弹的“决定”已经传到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对此报道情报部门颇为怀疑,他们认为,首先,由于苏联领导人“在评价大国关系中惯用现实主义态度”,“对任何没有完全置于苏联控制之下的外国政府表示怀疑”以及“对第四个大国获得核武器感到敏感”,因此他们认为苏联“不大可能将原子武器和弹道导弹提供给中国,并置于中国的控制之下。”其次,苏联领导人害怕使用核武器可能导致全球战争。第三,当前苏联也没有足够的核武器和地对地导弹(除了射程可达300英里的)能够供应给中国。当然也并不是说罗森塔尔的报道完全是道听途说,从1957年11月2日国防部长彭德怀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并与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会谈来看,一定是讨论了军事问题[11]。此外中国一直寻求苏联在现代化武器方面对其帮助,因此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判断,在导弹方面,“赫鲁晓夫有可能已经同意将短程地对地导弹或者一些其他类型的导弹提供给中国人,或者将在中国部署射程更远但置于苏联控制的导弹。”在核武器方面,“除了1958年6月28日已经开始运行的一座核反应堆外,苏联有可能会帮助北平建造研究用的核反应堆。”在卫星计划方面,“用苏联设备并处于苏联监督之下的发射,将可能在项目开始后的6个月内进行。这颗小型卫星将通过改进过的、用于射程为350英里或者700英里导弹的发射台进行发射。”总之,美国情报部门对罗森塔尔报道的准确性表示质疑,认为“没有证据证实苏联计划为中国提供核武器和远程导弹,或者从中国境内发射人造地球卫星。”[12]

  尽管国务院情报部门态度谨慎,但有关苏联在核武器和导弹研制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在1959年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中(NIE13—59),情报部门的判断已有所改变,认为“在未来5年,中国的军事实力将会有一个实质性的提高”,这里显然是指苏联的援助。

  “苏联可能提供或帮助中国生产不够精确的导弹,包括苏式的地对空、空对空、空对地、短程地对地导弹”,“中国可能已经启动了核武器研发计划,但也几乎可以确定,到1963年它还不具备自己生产核武器的能力。”

  耐人寻味的是这份情报评估提交于7月28日,大概在一个多月前,即6月20日,苏联以赫鲁晓夫访美准备就禁止核试验问题进行谈判为由,拒绝按照协议把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中苏关系出现了破裂的征兆。该评估似乎对中苏之间在核武器援助上的矛盾有所察觉,认为苏联不愿意看到中国得到他们自己控制的核武器,而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他们肯定想拥有核武器,并承认一旦美苏达成核禁试条约,其开发核武器的机会将大大减少。情报部门对当时中国是否拥有核武器尚不能确定,但是他们估计苏联可能提供给中国一些可携带核武器且射程足以达到台湾的地对地导弹,但这些导弹一定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评估报告还对美苏达成核禁试条约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影响颇为自信,认为除非达成一项有效的国际条约,否则中国在未来将拥有核武器。美国情报部门对中苏之间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矛盾估计颇为准确,但是认为通过一个国际条约可以束缚中国的手脚,就有些一厢情愿了[10]577-581。

  二

  应该说从1959年秋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认识有着本质的变化。如果说美国政府过去还对中国核武器计划显得不屑一顾的话,那么此后有关“中国核威胁论”的论调开始逐渐抬头。

  9月初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重新审查远东政策,在经过一番讨论后,于9月25日通过了NSC5913/1号文件。这份文件仍将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问题界定为共产主义势力对“自由世界”的威胁,但把中国威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具体体现就是在文件中预测“在1963年前的某个时候,中国将可能拥有核武器”。显然NSC5913/1号文件参考了NIE13—59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评估并以此为基础制订了远东政策[13]。

  NSC5913/1号文件是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最后一份亚洲政策文件被学界所认同,但从对中国威胁的认知角度来说,它却是第一份强调中国核威胁的国家安全政策文件。值得指出的是,NSC5913/1号文件在指出中国核威胁的同时,继续强调苏联的影响,苏联在中国核武器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关注的。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8]728。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持续关注中苏关系的变化,特别是这种变化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影响。

  8月9日情报部门对近来中苏关系的变化做了一番评估与预测,首先在核基础研究方面,他们认为“苏联正在对中国进行援助,但是显然不包括在核裂变物质或者核武器开发上的直接援助。”其次在核武器和导弹领域方面,他们认为“苏联不可能在中国部署核武器,即使真的这样做了,这些武器也一定会在苏联的严格管制之下。苏联可以从自己的储备中提供一些核武器给中国,但是可以肯定它目前还没有这么做,在不远的将来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同样没有证据表明苏联已经帮助中国装备了地对地弹道导弹。”究其原因,情报部门分析认为“最重要的考虑是中国获取核武器能力将削弱苏联控制中国独立行动的筹码,特别是中国可能卷入与美对抗的行动。”基于上述分析,情报部门预测“中国在未来两至三年内,依赖于苏联援助,将具备爆炸他们第一颗核装置的能力。如果苏联继续保持目前的援助水平,那么在1964年中国可能具备爆炸他们自己核装置的能力;如果苏联面对中国的压力,提供其比我们所估计还多的援助,那么中国爆炸其第一个核装置可能要提前一两年;如果苏联直接提供设计、核裂变材料以及在装置制造上的援助,那么在未来的任何时间中国都可能进行核爆炸。不过即使中国在进行了核试验之后,中国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生产小型的核武器,因为中国尚未具备所必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装备。”[14]

  从8月中旬开始,美国情报部门发现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开始大规模地离开中国,而且中苏之间相互指责的言论也逐渐增多,这表明中苏关系已进入到“严重和公开的紧张状态”。鉴于这种情况,尤其是中苏之间在苏联对华援助问题上的相互攻讦而透露出的新信息,情报部门开始对NIE100-3-60有关苏联与中国核武器计划关系的情报进行了重新评估。他们发现“过去苏联给予中国在研制核武器方面的技术上援助要远远大于以前的估计”,并认为“这种援助在过去几年中,至少到目前为止,一直是稳定和不断增加的。”美国情报部门猜测这些援助可能包括中国正在建设的钚生产反应堆和U-235气体扩散厂。

  至于中国何时进行核试验,他们除了重申原有评估以外,即“中国爆炸第一个核装置最大可能是在1963年,当然也可能晚到1964年或提前到1962年”,加上了中苏分歧的因素,认为“如果苏联在核领域的援助由于目前的中苏分歧而减少,其进展将会大大减缓。”关于运载系统,他们认为中国除了几架活塞式中型轰炸机(公牛)以外,渴望开发射程约200—500海里可以携带裂变弹头的导弹。到1968—1969年中国能够部署这样的导弹,或者在苏联的帮助下可能会提前些。但是他们不相信在1970年以前中国能够研制出针对美国的6500海里的导弹。关于这份情报备忘录,最为重要的是第一次就中国拥有核武器对世界范围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针对中苏集团,他们认为中国拥有核武器将会使得苏联“感到极大的不安,害怕这将损害其在共产党集团中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减弱苏联对共产党中国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可能冒与美国进行战争的风险。”而对于中国的近邻,他们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仅会更加强硬,而且会刺激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寻求开发核武器,如台湾、菲律宾、韩国、日本和印度[15]。从这份情报备忘录来看,实际上美国已开始把中国核武器计划与核扩散问题联系在一起了[10]739-741。

  1960年12月13日,就在艾森豪威尔离职前夕,美国情报部门第一次以“中共原子能计划”为题进行了专项评估(NIE13-2-60)。文件从中国原子能计划的历史沿革、技术能力、核材料生产、核武器以及苏联的援助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分析,认为“在原子能领域中国正在大力发展自身的能力,从1950年代初期始,它就致力于培养一批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并建立有关核能利用的基础性研究机构。”他们预测“第一台中国制造的反应堆大约在1961年末会达到临界状态;第一个钚反应堆有可能在1962年末建成。”以此为基础,他们进而预测“中国爆炸第一个核装置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1963年,当然也可能晚到1964年或提前到1962年。”当然上述预测取决于苏联援助的程度,“如果苏联提供放射性材料,并帮助设计和组装核装置,那么中国可以在最近的任何时间制造出一个核爆炸装置;而另一种情况是,如果苏联在核领域的援助由于目前的中苏分歧而减少,其进展将会大大减少。”显然文件已经注意到中苏关系恶化的征兆,并判定苏联对中国核计划援助的缩减将极大地阻碍中国成为核大国的进程[10]744-747。

  NIE13-2-60是美国情报部门专业化分析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起点,彰显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关注。不过由于艾森豪威尔即将离任,他已无暇再顾及中国的核武器计划了,如何对付日益强大的“核中国”,就成为他的继任者肯尼迪的重要使命了。

  三

  从1955至1960年,是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起步和发展的关键性6年,也是中苏之间在核武器方面从合作走向分裂的重要时期。艾森豪威尔政府最初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认识是迟缓的,有关中国方面的情报也多是错误百出。其原因,首先在于发展核武器计划属于高度机密,美国政府认识到苏联一定在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没有一份评估报告能够准确地预测到苏联到底给予中国哪些实际上的援助,考虑到中苏同盟的关系,他们大都认为苏联的援助对中国核武器研制极为重要。当然情报部门也清楚地认识到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是有限度的,苏联在提供援助时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步骤,以尽量阻止中国掌握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因此在预测中国爆炸第一个核装置的时间时,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这取决于苏联实际援助的程度。如果苏联提供放射性材料,并帮助设计和组装核装置,那么中国可以在最近的任何时间制造出一个核装置;如果苏联在核领域的援助由于中苏分歧而减少,那么进展将大大减缓。中苏分裂后,他们大多通过中苏之间的互相指责,寻找出蛛丝马迹。他们只能猜测苏联在核技术援助方面要比其他类型的军事援助更加谨慎,到60年代中期这种援助将会实质上地减少甚至会中止,但是具体情况则很难说清楚,不得不大量依赖于其他计划的情报和从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进行推断。其次,艾森豪威尔政府搜集情报的手段和能力还非常有限,大多采用监听站或间谍等手段,高科技运用不足,准确率不高。“科罗纳”间谍卫星直到1960年8月才开始投入使用,而U-2飞机针对中国大陆,投入使用则更晚,再说对于像兰州、包头甚至罗布泊这样偏远的中国内陆地区来说,其侦测效果更是极其有限的。

  对于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报,最初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太重视,甚至是不屑一顾。这并不奇怪,无论从经济条件到技术水平,当时中国都不具备自行研制核武器的条件,即使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真正具备核能力还需要很多年。直到1959年秋,艾森豪威尔政府才真正注意起来,其标志就是NSC5913/1号文件第一次强调中国的核威胁。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未对中国核武器计划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一方面美国政府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情报掌握还是有限,无法采取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针对中国威胁的主要手段,是强调继续维持美国在东亚军事存在的同时,帮助亚洲“自由国家”构建稳固的政治基础,发展强大的经济力量,也就是把针对中国核威胁的对策融入到整个亚洲政策之中进行全盘考量。

  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却为肯尼迪政府处理中国核武器计划问题定下了基调。首先在情报方面,从1960年始每年美国情报部门都对中国核武器进行分析与预测,并形成专项评估的模式固定了下来,在遇到特殊事件(如中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还会发表特别国家情报评估。其次在政策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强调中国核威胁论不仅被肯尼迪政府所继承,而且更夸大为“1960年代最大的事件可能就是中国进行核武器试验”[16],这为肯尼迪政府乃至约翰逊政府提出更激进的对策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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