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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胡志明小道的兴起探析

摘要:胡志明小道是越战时期北越绕道老挝和柬埔寨开辟的一条通向南越的秘密军事运输通道,为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胡志明小道兴起的 论文范文 ,欢迎阅读参考。 目前,学术界虽有大量关于越战的专着和论文,但涉及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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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志明小道是越战时期北越绕道老挝和柬埔寨开辟的一条通向南越的秘密军事运输通道,为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胡志明小道兴起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目前,学术界虽有大量关于越战的专着和论文,但涉及胡志明小道的内容却非常少。现有关于胡志明小道的着述多为介绍性的,个别文章论述了胡志明小道的发展历程、历史地位及影响,但对胡志明小道的兴起缘由没有深入研究。本文拟分析越南的南北分治与胡志明小道兴起的关系,并尝试从老挝和柬埔寨国内外形势演变的角度分析胡志明小道得以在两国开辟的原因。

  一、越南南北对立与胡志明小道的兴起

  二战后,在英国的支持下,法国重返印支半岛。在胡志明领导下,越南军民经过81者,并于1954年4月取得奠边府大捷。在此背景下,讨论恢复印支和平的日内瓦会议于5月8日召开。各方代表经多轮商谈,最终于7月21日达成协议:“越南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在军事分界线两侧各不超过5公里的距离内,建立一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地带;法兰西联邦军队和越南人民军分别在300天内进入分界线南北各自的集结区;各方承认越南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确保全国大选于1956年7月举行;规定法国从印支三国撤军,法国保证尊重越、老、柬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度支那问题文件汇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70~84页)越南劳动党虽欲一统南北,却忌惮美国的介入。当时,胡志明对劳动党中央说:“那些想打下去的同志只看到了树木,没有看到整个森林,只看到了法国人,但没看到美国人。”[加里斯·波特编:《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GarethPorter,Viet-nam:thedefinitivedocumentationofhumandecisions)第1卷,纽约:伯爵科尔曼出版社1979年版,第636页]同时,中国也认为北越力量较弱,难以完成国家统一。中越领导人于1954年7月在柳州会谈时,周恩来总理曾劝越南领导人做出一定的让步,换取更大的胜利(李家忠:《援越抗法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04年第1期)。按《日内瓦协议》规定,全国大选将于1956年7月举行,考虑到有可能通过民选实现国家统一,北越最终接受了《日内瓦协议》的安排。

  北越虽然希望通过民选实现南北统一,然而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希望南越成为反共的桥头堡,不仅使其成为遏制共产主义的屏障,而且要使“这个国家能够变成一块磁石,吸引北越使之脱离共产主义的轨道”(孔华润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4卷,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1~372页)。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4年10月23日给吴庭艳的信中明确阐述了美国的战略意图:“援助越南政府形成和维持一个强大的、有活力的国家,能够抵抗颠覆企图或通过军事手段实行的侵略。”(加里斯·波特编:《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1卷,第681页)为帮助吴庭艳建立反共国家,美国开始介入越南事务。首先,美国把南越纳入由其主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保护国。其次,美国扶植吴庭艳主政南越。日内瓦会议后,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支持下,吴庭艳出任南越总理。为巩固吴庭艳的政治统治,美国鼓动大批基督教徒前往南方定居。同时,在美驻南越大使柯林斯及美国中情局的协助下,吴氏兄弟镇压了阮文馨和宝慧发动的军事政变,掌管了南越军政大权。

  吴庭艳在巩固政权的同时,开始撕毁《日内瓦协议》。一方面,吴庭艳策划在南越组织单独选举。由于《日内瓦协议》规定北纬17度线仅是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全越大选将在1956年7月举行,因此北越才同意接受该协议。劳动党对大选充满信心。胡志明和越共在越南威望很高,即使是在南方,也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为应对全国大选,北越军队从南方撤退时,还留下了一万多名干部。美国人也认为,北越在大选中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罗伯特·西里格安诺:《压力下的南越》(RobertScigliano,SouthVietnamNationUnderStress),波士顿:霍林·米夫林出版公司1963年版,第134页],胡志明有可能获得80%的选票(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4卷,第374页)。吴庭艳深知难以在普选中获胜,所以拒不接受普选。

  1956年3月,南越单独举行了选举,并成立制宪议会,开始制定宪法。之后,在吴氏兄弟的操纵下,南越采用全民公投的方式废黜了保大皇帝,并使吴庭艳当选为总统。

  另一方面,南越政府大力清除共产党力量。

  1955年年底,南越军队率先攻占了越共在金鸥半岛的基地,之后又迅速控制了越共的其他解放区。与此同时,吴庭艳政府开始清除越共势力。

  1956年1月,南越发布第6号令,凡对“国防和公安”有危险的人物,经行政部门决定即可拘押、放逐、软禁或管制(加里斯·波特编:《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2卷,第15页)。同年6月,南越宣布:经过10个月的除共运动,已完全摧毁了共产党9年以来建立的影响。九万四千多名前共产党员归顺到政府旗下,另有5613名干部向政府军投降[陈王喜:“河内的三个决定与越战的升级”(KingC.Chen,“Hanoi'sThreeDecisionsandtheEscalationoftheVietnamWar”),沃尔特编:《美国和越战》(WalterL.Hixison,TheUnitedStatesandtheVietnamWar)第2卷,纽约:加兰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959年5月,吴庭艳政府颁布第10号法令后,对越共的迫害达到了高潮。南越各地的监狱人满为患,许多人被处决。吴庭艳的白色恐怖统治,迫使南方的革命者不得不起来反抗,这就成为南方革命兴起的直接导火索。南方革命的兴起,又导致美国加强了对越南的干涉。从某种意义上说,吴庭艳的残酷统治与越战的爆发和升级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

  劳动党原计划通过选举实现南北统一,因而指示由黎笋和范雄领导的劳动党南方局主要从事和平的政治斗争,力争1956年大选的胜利。留在南越的小股武装力量,也奉命驻守金鸥半岛和越柬边界地区,尽可能避免与南越军队发生冲突[威廉·J.戴克:《越共上台之路》(WilliamJ.Duiker,TheCommunistRoadtoPowerinVietnam),波德:韦斯特维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页].1955年7月,在吴庭艳发动大规模“除共运动”及全国大选流产后,劳动党并没有立刻改变政治斗争的路线(陈王喜:“河内的三个决定与越战的升级”,第7页)。这主要是受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所迫。从国内讲,北越经历8年抗法战争后,百废待兴,无力与美国再战。加之照搬苏联模式,北越在国内建设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亟待调整和解决。从国际上讲,中苏都希望与美国有所缓和,不支持北越此时进攻南越。

  1956年11月周恩来访越期间,建议北越把和平统一的原则作为宣传的口号而非行动的指南。让劳动党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翟强:《中国和越战(1950~1975)》(QiangZhai,ChinaAndTheVietnamWars,1950~1975),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79页].有鉴于此,劳动党把巩固北方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推迟了在南方发动武装斗争的时间。

  在吴庭艳残酷统治下,劳动党南方局遭到严重破坏,近半数核心同志被捕入狱。在此期间,北越多次致电南越,要求停止迫害,进行南北和谈,但均遭拒绝。鉴于此,劳动党不得不考虑在南方发动武装斗争。在劳动党内,黎笋、范雄、阮志清等一批南方干部不断上书中央,要求在南方发动武装斗争。

  1958年,黎笋和范雄先后调回中央,出任劳动党总书记和副总理,加大了激进派在中央的话语权。同年5月,人民军驻西贡联络处撤回河内,可谓北越斗争路线转变的前兆。

  1959年1月,劳动党二届十五中全会在河内召开,会议决定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但此次大会并没有制定明确的路线,仅提到需要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翟强:《中国和越战(1950~1975)》,第81页),表明劳动党仍没有做好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的充分准备。

  越南南北长,东西窄,北纬17度线恰在越南中部最窄处。虽然劳动党已经决定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却不敢公开撕毁《日内瓦协议》,越过北纬17度线进攻南越。当时,南越的游击战刚刚兴起,武器和兵员十分短缺,急需北越的支援。鉴于此,劳动党决定组建559部队,绕道老挝和柬埔寨,开辟通向南方的“中央走廊”,亦即美国人所谓的“胡志明小道”.

  二、老挝危机与胡志明小道的兴起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佩差拉亲王于9月1日宣布老挝独立,随后成立了由披耶·坎冒任首相的临时政府。

  1946年4月,法国殖民者重返老挝。披耶·坎冒、佩差拉、梭发那·富马、苏发努冯等临时政府成员被迫流亡泰国。

  1949年7月19日,老挝国王西萨旺·冯与法国总统万桑·奥里奥尔签订《法老协定》,承认老挝是法兰西联邦内的一个独立国家。在法国人游说下,梭发那·富马、披耶·坎冒等人返回国内,参与新政府。苏发努冯则选择与北越合作,组建寮国战斗部队(简称巴特寮),并以老挝东北部紧邻北越的桑怒和丰沙里为大本营,抗击法军。

  日内瓦会议后,老挝实现了暂时停火。协议规定:双方在8月6日8时全面停火;越南人民志愿军和法国部队分别撤出老挝;禁止新的部队、新的军事人员、武器和弹药进入老挝;巴特寮转移至丰沙里和桑怒两省,等待政治解决;各方约定不因个人和团体在敌对行为期间的活动而对其加以任何报复和歧视,并保障其民主自由(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度支那问题文件汇编》第1集,第85~87页)。总之,协议规定,要建立一个中立、和平的老挝。

  然而,关于老挝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只要它的东邻越南处于分裂和内部冲突之中,它就难以维持和平,也难以实现统一和中立(时殷弘:《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东南亚条约组织把保护圈扩展到了印支三国。美国向老挝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3亿美元的援助,要把老挝变成反共堡垒。与此同时,北越人民军也没有完全撤出老挝,巴特寮也在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经过长期会谈,梭发那·富马与苏发努冯于1957年11月达成万象协议:组建中立的联合政府。富马出任首相,苏发努冯和富米·冯维希入阁,解散巴特寮大部分武装,但由其成员担任担任桑怒和丰沙里的省长。

  1958年4月,老挝国民议会举行补选,老挝爱国战线[老挝爱国阵线成立于1956年1月,是老挝人民党(1972年改名老挝人民革命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阵线组织,现名为老挝建国阵线]收获颇丰。老挝左翼力量的增长,使右翼的保守势力极为恐慌,同时也引起了美国人的不安。因为,“老挝在战略上具有明显的重要性,如果共产党人控制了湄公河流域,他们就能大大加强他们对南越和泰国的压力。如果老挝不能完全算作对准堪萨斯州心脏的一把匕首,显然,它也是通向东南亚的一个门户”(小阿瑟·施莱辛格着,仲宜译,《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1页)。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决定在老挝建立一个亲美政权。首先,在美国中情局的支持下,右派代表人物富米·诺萨万成立了“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指责富马政府的亲共政策,制造危机;其次,美国暂停了对老挝的援助,从经济上向富马政府施压。在内外压力下,富马亲王被迫辞职,右派政客培·萨纳尼空出任首相。右翼势力上台后,采取亲美和压制左翼的政策。一方面,萨纳尼空公开表示欢迎美国军事顾问团进入老挝;另一方面,将苏发努冯和冯维希解职,甚至在1959年5月监禁了苏发努冯及其他巴特寮高级将领(随后成功逃狱),并挑起了与北越的冲突。

  老挝极右政权的建立对北越、南越和美国都有很大影响。此时,北越正在老挝境内秘密开辟胡志明小道,向南方输送物资和人员。胡志明小道开通后,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走廊,必将破坏南越的安全稳定,进而影响美国在南越的战略布局。尽管老挝极右政权严重威胁着胡志明小道的安全,但北越却不敢公开派人民军进入老挝推翻极右政权,只得借助巴特寮的力量,将老挝政府军逐出桑怒和丰沙里省。而美国则宣布向老挝输送更多的军事装备和顾问,扩大政府军规模。

  随着美国的介入,老挝局势日益复杂。

  1959年12月31日,富米·诺萨万在美国中情局支持下发动政变,代替培·萨纳尼空出任首相。诺萨万上台后,继续执行亲美反共政策,与巴特寮和北越的关系更趋紧张。

  1960年8月,中立派军人贡勒再次发动政变,占领了万象,并邀请梭发那·富马重新执政。富马试图与诺萨万共同组织新政府,然后谋求与巴特寮之间的政治解决。诺萨万拒不接受富马建议,于9月前往沙湾拿吉,联合文翁亲王另组“革命委员会”,准备反攻万象。美国则以停止援助相要胁,要求富马政府继续执行亲美反共政策。于是,富马转求苏联的帮助。经河内转运的粮食、石油和武器很快运抵万象。同年12月,诺萨万军队攻占万象。贡勒率军撤往巴特寮控制区,富马则流亡金边。

  1961年1月初,巴特寮、贡勒部队及伪装的越南人民军联合南下,占领了老挝战略要地查尔平原。尽管有泰国军队、美国空军及军事顾问的支持,诺萨万的军队仍节节败退。巴特寮则乘胜追击,在短时间内扩大了战果,解放并控制了从上寮到中、下寮连成一片的广大地区,包括桑怒、川圹、丰沙里等省,琅勃拉邦省的大部分,南塔、万象、甘蒙、沙湾拿吉等省的一部分和下寮的一半(富米·冯维希着,蔡文欉译:《老挝和老挝人民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的胜利斗争》,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0页)。

  此时,老挝局势已岌岌可危。而肯尼迪对是否武力介入老挝,却是顾虑重重。一方面,美军常规力量十分虚弱,加上侧面有个古巴,越南和刚果的麻烦也不少,还有一个长期存在的柏林问题,所以他不希望再把一部分军事力量无限期地陷在老挝(小阿瑟·施莱辛格着,仲宜译:《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259页)。另一方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出兵老挝,唯恐引起北越、中国乃至苏联的直接介入[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61~1963年:老挝危机》(UnitedStatesDepartmentofState,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1961~1963,LaosCrisis)第24卷,第75号档案,.加之富米政权贪腐滥权,不得民心,即使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也难以建立稳定的政府。

  因此,美国决定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老挝危机。肯尼迪政府与苏、英、中、泰及老挝各政治派别进行了一系列磋商。

  4月24日,由苏、英两国提议于5月12日再次召开日内瓦会议,解决老挝问题。

  5月3日,巴特寮和诺萨万军队达成停火协议。对巴特寮和北越而言,军事行动的目的基本实现:老挝解放区已显着扩大,特别是已包括战略要地查尔平原和中寮、下寮的某些重要地段;右派军队被严重削弱,几乎丧失了任何战斗力;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由此得到了保障,即使在那些名义上由右派控制的地区,人员和物资的输送也能大致不受阻碍地进行。因此,没有必要为取得对老挝全境的控制而冒美国武装干涉的风险(加里斯·波特编:《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2卷,第152~153页)。

  日内瓦会议于1961年5月开幕,各方经过多轮协商及战场上多次较量,最终于7月23日达成关于老挝中立的《日内瓦协议》。老挝三方在之前的6月也达成妥协,再次组建联合政府,梭发那·富马亲王出任首相,富米·诺萨万和苏发努冯分别任副首相。

  1961年的《日内瓦协议》基本是重申1954年的协议,当然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北越没有停止在老挝境内开辟胡志明小道,也没有撤出保护这条运输线的武装。美国同样没有停止对老挝的干涉,只是改变策略,拉拢富马和贡勒,离间左派与中立派之间的关系。

  1962年年底,老挝中立力量开始分化,梭发那·富马和贡勒向美国靠拢,以外交部长贵宁·奔舍那为首的左倾力量转向老挝人民党。

  1963年4月,奔舍那被刺杀,联合政府中爱国阵线成员出于安全考虑,撤回解放区。联合政府名存实亡。

  从1962年后,尽管老挝左右两派间的战斗不断,但双方实际控制区域并没有重大改变。北越和巴特寮的主要目标是保护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的安全,并维持把老挝按一条南北线分成两部分的现状,以防止敌人从湄公河谷对胡志明小道发起有效的地面进攻。双方似乎有一种默契,认为老挝的命运将在越南决定(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将着,伍文雄等译:《剑与犁-泰勒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6页)。历史事实也证明,只要老挝的东邻越南不太平,老挝就难以安宁,老挝问题的解决有待印度支那问题的整体解决。

  三、柬埔寨的中立偏左政策与胡志明小道的兴起

  二战后,法国人卷土重来,恢复了对柬埔寨的殖民统治。为缓和柬埔寨人民的不满情绪,法国于1946年1月7日与柬埔寨签署协议,允许柬埔寨在法兰西联邦内自治,但规定国王签署的一切文件都须征得法国驻柬高级专员的同意,使得自治有名无实。与此同时,柬埔寨民间出现了多支以“伊沙拉”为名的反法民族主义力量,逐步在柬埔寨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建立根据地,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的武装抗法高潮。在西哈努克国王和反法民众的双重压力下,法国于1953年做出让步,给予柬埔寨对军队、警察和司法的控制权。

  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规定:法国撤出印支,柬埔寨获得独立,并于1955年举行全国大选。为顺利恢复宪政,西哈努克亲王将王位让于其父苏马里特亲王,自己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参加国民议会选举。人民社会同盟在1955午9月举行的大选中获得了82%的选票和全部国民议会议席,成为无可匹敌的执政党(李晨阳等:《柬埔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西哈努克以人民社会同盟主席身份受命组阁。西哈努克当政后,在总结柬埔寨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逐步形成了中立的外交政策。尽管西哈努克希望通过奉行中立外交政策为柬埔寨营造和平的发展环境,但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柬埔寨却是难以保持真正的中立。因为,第一,美国希望柬埔寨成为亲美国家,与南越组成反共包围圈,阻止共产主义南下。第二,苏联、中国和北越希望柬埔寨向东方阵营靠拢,在越战中为北越提供便利。由于北越和民解武装在反对美国和南越的游击战中,时常撤入柬埔寨境内,胡志明小道更是利用了柬埔寨的领土。而中立国家是不能把自己的领土用于军事目的的(于臻:《西哈努克中立政策实施的背景、原因与效果评析》,《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三,柬埔寨国内的左右两派不断挑战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左翼的柬共力量日益发展壮大,逐渐控制了柬东北地区。他们主张柬埔寨倒向共产党国家。以朗诺为代表的右翼军人,主张倒向美国,并勾结王室内的亲美分子,也反对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越南战争的升级,西哈努克决定从中立的外交政策向左转,把柬埔寨的命运同中国联系在一起(彭丽:《试论西哈努克亲西方中立政策的向左转(1955~1965)》,《传承》2009年第11期)。一方面,西哈努克拒绝美国的建议---请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泰国边境那一边招募和训练所谓自由高棉部队来协助反对红色高棉。

  1963年11月,柬埔寨驱逐了12名美国顾问,拒绝接受美国的援助,并于1965年5月与美国完全断绝外交关系(约翰·F·卡迪着,姚楠等译:《战后东南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66页)。另一方面,西哈努克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1964年10月,西哈努克访华期间明确表示同中国站在一起,并宣称中国是柬埔寨的头号朋友和战友(《中国是柬埔寨的头号朋友》,《人民日报》1966年4月30日,第1版)。与中国发展关系,除了争取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外,西哈努克还希望“利用中国的影响,作为一种手段,以遏制越盟和越共可能采取的敌对行动。他所使用的策略是:对越盟和越共部队擅自把柬境内湄公河下游以东地区当作庇护所一事假装视而不见,还默许中国和苏联运军火的船只使用柬埔寨南部的西哈努克港,并给予合作,用卡车把军火从港口运往靠近共产党占领区的交趾支那边境庇护所”(约翰·F.卡迪:《战后东南亚史》,第588页)。

  在西哈努克中立偏左外交政策和柬共(在波尔布特为首的激进派掌权之前,柬埔寨共产党一直接受越南劳动党的指导)的庇护下,柬埔寨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快速发展成庞大的交通运输体系,配有兵站、医院、联络点、油库等。为保卫这条运输线,北越在柬埔寨创建了与559部队相似的470部队,并设立了一系列的基地,储备了大量军需物质。在越战期间,北越人民军和南越游击队经常以此为基地,越境袭击美军和南越军队。

  四、结语

  在冷战对峙的世界格局中,印度支那是大国争夺的热点地区。胡志明小道的兴起缘于越南的南北分治,它是劳动党想继续完成国家独立和民族统一的一次尝试,也是劳动党面对北纬17度线狭长国土状况,寻求战略纵深和战略迂回的一次尝试。胡志明小道的兴起与冷战时期的印支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它是劳动党根据印支形势变化,从温和斗争向武装斗争战略方针转变的表现之一,也是劳动党利用战后地缘政治形势企图对老挝和柬埔寨施加更大影响的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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