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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

摘要:日本近代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双重危机的产物,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发展历程的 论文范文 ,欢迎阅读参考。 前言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急剧抬头,他们靠着民族意识来控制政治,毒化日本民众;打着维护民族感情的招牌,百般
关键词: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发展,历程,日本,近代,文化,民族主义

  日本近代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双重危机”的产物,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发展历程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前言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急剧抬头,他们靠着“民族意识”来控制政治,毒化日本民众;打着维护“民族感情”的招牌,百般抵赖侵略战争罪行。[1]

  在以右翼势力为主导的歪曲历史的国民教育下,日本国内反省侵略战争的力量显见削弱。为了明确日本当前形势及未来趋势,为了更清醒地认识日本右翼对亚洲各国的危害,有必要再次探究日本右翼标榜的“民族意识”,因为这种思潮影响着日本近代国家的发展,同时还“在不同的层面上又去固化日本人的外向心态”[2](P.28).可以说,历史上日本国内外重大事务的抉择与这种“心态”均密不可分。

  在影响“民族意识”的众多因素中,文化侧面发挥了政治、经济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亨廷顿所说,经济利益或政治意识形态并非是决定人行为的最根本因素,“人们为之而战、而牺牲的是信仰和家庭,血统和理念。”[3](P.186-187)因此,本文将阐述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意识“生产”→“畸变”→“传播”→“消费”这一系列发展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解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源。铃木贞美认为自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数日本人处在失常的精神倾向中。

  [4](P.8)时隔7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需警惕这种失常,因为这绝非遥远的过去,而是当今日本时时面对的问题。我们拒绝的不是“健康”的文化民族主义,而是警惕“畸变”的文化民族主义。

  一、文化民族主义之“生产”

  在探讨日本民族问题时,“单一民族构成的纯粹国家”往往成为议论前提,不少学者如木村时夫就认为日本是世界上罕有的单一民族国家,这是独特的日本民族主义基础之一。[5](P.43)而大沼保昭、网野善彦等学者则认为“单一民族说”是虚构的,并予以了严厉批判:“日本之前发动战争与殖民地统治、蔑视亚洲各民族,到如今歧视少数民族与排斥外国劳动力,其根源就在于明治以来日本人深受自己是单一民族并具有纯粹血统这一神话所支配。”[6](P.2-6)的确,神话中的“纯粹血统”、“单一民族”是与历史事实极不相符的,日本民族自古即非单一人种,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是由多人种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混血而形成的复合民族。[7](P.55)追溯历史,“单一民族说”看似古老而传统让人无法追忆,但其实这一“神话”是近代天皇制国家的人造物,在近代它成为日本进行民众统合的工具,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8](P.24)因此,探寻日本民众“战争协力”的根源则必须弄清像“单一民族神话”这样的“人造物”是如何被人为创造出来并发挥作用的。

  英国剑桥大学着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教授提出的“传统发明论”为我们解读日本“人造物”的创造提供了理论依据。“传统”一般被认为是从历史沿袭而巩固下来的、传承和统一前人社会经验概念的一种共识。然而,“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9](P.1)“传统发明论”的核心就在于拯救一直隐晦在恒久、连续历史神话中的“传统”并使之还原回近代之起源。例如,被称为日本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国技”相扑实则是1909年在东京本所、两国的回向院境内建立了相扑常设馆后,才开始被称作“日本国技”的。[4](P.21)不言而喻,此种“传统”并非具有古老的起源和历史,它不过是一种近代的发明。历史上的身份、阶层或地方分别具有的文化诸要素,皆将成为国民值得夸耀、继承的传统。此般国民文化的形成过程,正是广义上的“传统之发明”.更加精确地说,“传统发明”指称的是文化诸要素作为“传统”的重组(re-organization)且被赋予新的含义。“传统发明”作为推动力的正是民族主义,相反,民族主义的支撑却是“被发明的传统”.[4](P.22-23)本应在时间的长河中缓慢积淀而成的传统如何被人为发明、创造呢?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着眼于“传统发明”的推动力---民族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的文化侧面,因为文化认同的凝聚力往往要比政治、经济更强烈、更持久。例如,日本幕末的政治口号是“尊王攘夷”,即把传统君主的天皇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念,这包含了更长远、更深刻的文化符号的意义。

  [10](P.76)吉野耕作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指民族的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缺乏、不稳定,在受到威胁时,通过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的创造、维持、强化,争取民族共同体再生的活动。”

  [11](P.11-12)换言之,一旦本民族文化遭受外部文化可能或实际的侵袭而产生文化认同紧迫感时,民族成员便会自内心深处迸发出本民族“最优”意识,并演化为对外部文化的抵触,甚至企图消灭之。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独立性的扞卫意识会随着外部文化侵袭的力度发生变化,“外部冲击愈严重,这种抵御、自卫心理就愈强烈。”

  [12](P.51)例如,德国知识分子面对法国文化的入侵,大讲日尔曼文化的“民族特性”、“国民精神”,他们不断搜集日耳曼史诗、民歌,回忆、歌颂光荣的古往,以重组德意志的民族传统。威尔士的爱国人士面对英格兰的文化入侵,而大量复活、改造,甚至创造传统,以确保其民族特性以及文化独立性。

  日本近代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双重危机”的产物。1840年“师傅”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给“徒弟”日本带来了震荡性冲击,更有学者指出:“没有鸦片战争,日本将会如何?”[13](P.7)可以说鸦片战争刺激了日本人的忧患意识,而“黑船来袭”则让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为抵御外来文化入侵,日本开始了一系列的“传统发明”,以此来印证其大和民族的“优越性”.如“建国纪念日”便是被日本人为发明出来的“传统”.1873年1月,开国后的日本为彰显其比欧洲具有更悠久、更古老的历史,将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登基的日子作为国家节日,命名为“纪元节”.这样1873年便是“纪元2533年”,表明在历史长河中日本比西方还要早660年。

  民族文化危机意识还引发了日本国粹主义风潮的兴起,知识阶层开始探寻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以应对欧化风潮。“政教社”便是力倡“彰显国粹”的先锋,代表者志贺重昂、三宅雪岭等人强调日本独特的国民性,主张恢复和发扬日本国民精神。他们重视大和民族自古流传的“国粹”,但又与本居宣长为代表的持有排外思想的日本传统国学家不同,主张“以日本国粹的器官对从泰西输入的开化之风进行咀嚼消化,使其同化而融于日本人的身体。”[10](P.104)这表明了志贺重昂等政教社成员是理性反思欧化风潮,他们颂扬日本传统文化,但又没有固步自封、墨守陈规,他们不同于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可以说是日本的内忧外患促使其适时提出“以日本国粹的器官咀嚼消化开化之风”来适应多变之社会,因此,大久保乔树大力赞扬政教社的“国粹主义”,认为他们“致力重新设计组合本国的特色,以回应西欧。”[14](P.16)被“国粹器官”咀嚼后的重组文化“融于日本人身体”即意味着完成了对传统的重组。

  这种“被发明的传统”具有维护本土文化独立性意识,并非全盘否定西洋文化,是“对世界文化开放的健康的国粹主义。”[10](P.105)面对外来文化威胁,主张本民族优秀论,这种“健康”的文化民族主义当然无可厚非。比如台湾传统文化人士“对本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持极力坚守和维护的立场”[15](P.42).然而,日本的这种“健康”文化民族主义并未走远,随着“国粹派”势力大增,他们相继发出“军人训诫”、“军人敕语”、“教育敕语”等极端口号,可以说由“健康”走向了“畸变”,而“畸变”后的文化民族主义好似一颗毒瘤,在它的不断刺激下,最终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

  二、文化民族主义之“畸变”

  民族主义“可以起到强化政权合法性基础的作用”[16](P.376),因此,当权者常常会利用民族主义这一有效武器,为政权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和思想来重建合法性基础。当明治政府有意将触手“伸向”传统文化,即意味着“畸变”的开始,统治者利用知识分子的“日本民族优越论”开始对传统进行一系列地改造发明,其结果是文化民族主义由自发性的、应激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转变为当权者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再加上没有固定政治性格的文化民族主义能够与任何一种现代意识形态相结合,最终,投向军国主义怀抱的文化民族主义实现了由“独立型”向“进攻型”的转变,导致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文化民族主义彻底完成了“畸变”.

  在近代日本,支撑统治阶级统治的“天皇崇拜”、“靖国参拜”等均是有代表性的、“文政合一”的传统发明。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重要根源是“天皇制”这种保留封建残余并带有现代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制度。1889年诞生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然而“天皇神权”、“万世一系”并非日本古老传统,而是政府当权者与文化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合谋为赋予天皇制合法性而有意识地保留与借助传统意识形态的“人造物”,这些人为“发明”可以说是自大化革新以来的第二次“造神”运动。

  追溯日本历史,经历了摄关政治、源平相争、镰仓、室町、江户幕府的近千年,天皇的政治权力基本是被架空的,对日本人来说它不过是个“文化符号”的象征。在权力斗争中处于弱势的天皇常常沦为国家傀儡,甚至被幕府流放、杀害、任意废立的亦不少见。而“天皇”这一称谓也并非源自传统,从中世纪到近代这漫长岁月里统治者们经常改换称呼,如天子、主上、帝、院、朝廷等,一直到明治天皇重新掌握国家大权后才决定启用“天皇”这一称谓。幕府末期,哈里斯记录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谈判时幕府官员对天皇的态度,“他们谈论天皇时,无不使用近乎轻蔑的口吻,而当我使用日本人对天皇表示尊敬的某些词句时,他们哈哈大笑起来。据他们说,天皇既没有钱又没有政治权力,不过是个一文不名之士。在日本受到尊重的东西,他什么也没有。”

  [17](P.60)然而到了幕府末期,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四分五裂、外敌无端侵扰、幕府束手无策的内忧外患之现状,只好将“居于闲置”的天皇推入政治领域,并着书立说使之成为日本民族精神之象征和国内民众力量统合之基础。如水户学派在《大日本史》中宣扬以天皇为正统的尊皇思想,突出强调“大义名分”等国家正统观念。后经国学家的不断努力,“尊王”终于成为近代日本民族文化认同符号。而看似古老的天皇“万世一系”说实则是近代日本着名国学家本居宣长的“发明”,他宣称日本是由天照大神的子孙、万世一系的天皇所支配,最优秀的“神国”日本理应统治世界。而后“万世一系”说被统治阶级利用,直接影响了近代天皇制概念的产生。天皇信仰原本是建设新国家的手段,然而经明治政府不断地国民教化,“天皇神权”、“万世一系”等观念深入人心,成为明治政府巩固其统治的思想基础,很快这种思想便发展成为日本的所谓“传统”---“天皇崇拜”.这一理念在日本民众中培植得根深蒂固,并成为“二战”日本军人心灵深处不可代替的精神支柱。

  与“天皇崇拜”相比,“靖国参拜”这一人造传统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消失,它至今还“活在”日本民众的生活中。2004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于元旦参拜了靖国神社,并以这是“一个国家尊重自己的历史传统,别国不应对此说三道四”[18]来回应亚洲各国的批判。然而翻开日本历史,我们发现“靖国参拜”并非是在历史长河中缓慢积淀而形成的日本固有之传统,而是统治阶级利用文化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论说进行的“文政合一”的发明,是“明治政府从西方列强那里学来了公共纪念性建筑、公共庆典这类现代民族主义的’语言‘,并通过与国家神道的结合,动员国民参与其’国家建设‘(state-making)的过程”[19].靖国神社的精神支撑是明治时期的“超宗教”国家神道。而国家神道是明治政府为巩固其统治而发明的“人造物”,其思想来源是幕府末期倡导对抗儒学、佛教、基督教而注重日本自我中心主义及民族文化优越论的国学。例如,本居宣长认为“天照大御神乃一统天下、遍及宇宙之御神”,世上之任一国家都在御神的关顾下得以成立。

  [4](P.35)平田笃胤则宣唱作为天地之根源的皇国日本“所有事物均较万国为优。”

  [10](P.60)贺茂真渊提出必须排除破坏日本古道的佛教、儒学,同时复归最理想之古道---“神皇之道”.明治政府利用上述国学家的论说,着手以政治手段“染指”神道文化。

  1868年,推进神道为国家宗教的政策,且在神社中清除佛教要素。1882年,将国家祭祀当作皇室的祖先崇拜而不再是宗教。

  [4](P.38)至此,明治政府利用“本民族优越论”将传统神道强行改造为天皇崇拜的一神教---国家神道。可见,国家神道是为维护天皇统治权威性、合法性、必然性而实行的宗教性政治制度。因此,以国家神道为精神支撑的靖国神社从诞生之日起便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而并非纯粹的文化设施。当权者利用民众心中“神社是古老而神圣的”这一文化上的体验和意识,使之获得“传统”和“民族性”[8](P.220).这样一来,在日本民众心中便深深打下了靖国参拜与其他神社参拜并无二致的烙印,而完全忘记了这不过是政治染指文化后被统治阶级人为创造出来的“传统”这一事实。

  二战结束前,政治意义极强的靖国参拜一直受制于日本政府。1906年,日本陆军规定“参加凯旋阅兵仪式的军人必须参拜靖国神社。”[20](P.303-304)之后这里便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大本营,当权者在这里设置国家祭坛,以“大和魂”来刺激民众的“爱国心”,动员民众投身战争为国献身。可见靖国神社的实质是日本政府利用国家神道、动员国民“为皇国捐躯”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装置,而并非日本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

  三、文化民族主义之“传播”

  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面对外来文化的入侵,“生产”出了数量众多的“本民族独特论、优越论”,日本政府有选择地利用这些论说对传统进行“文政合一”的重组、发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这些被发明的“传统”成为了大陆扩张主义的思想来源。例如,高山樗牛就曾大力倡导“日本主义”,他在《太阳》上发表题为“赞日本主义”的文章,强调“以用国民特性中独立自主精神、发挥建国伊始时的抱负为目的的道德性原理”[21](P.154),并认可帝国主义、人种主义。至此,日本开启了“现代民族主义浸透全体国民的时代”[4](P.189).在“浸透”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生产”、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国民受教育的程度、政治家的“操纵”这四个方面成为了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得以传播的必要条件。

  首先,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污染”常常会激发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种氛围下,受过相当教育、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精英分子则“从历史文本的记录中发掘出往往是乌托邦的文化梦想”[22](P.34),开始对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危机进行拯救。他们着书立说将本民族独特性、优越性的思考方式加以体系化,可以说他们的地位和特权促使其承担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缔造者之角色。其次,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使民族主义意识得以有效传播。着名社会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与工业化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向工业主义的过渡时期也必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期”[23](P.53).现代科技带来了出版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广播电台的大量出现,因此,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们得以阅读同样的新闻,倾听同样的节目,文化的地方差异和阶级差异日趋淡化而变得整齐划一。在日本,“关东大地震后的资本集中拉开了大量生产、大量宣传、大量消费的时代序幕”[4](P.111).而大众传媒更容易受到国家、社会的控制,更容易成为政府公共宣传与公共关系的工具。二战期间,日本的新闻、杂志、广播在“日本主义”传播、促使国民战意昂扬、战争体制形成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再次,国民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也是影响民族主义意识传播的重要因素。对文化精英的“发明”首先做出反应的往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集团,他们结合自身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活动来思考并“消费”.由于各国大众文化的特点不同,民族意识的传播方式亦有所区别。

  如纳粹德国在战争中巧妙地利用了广播、电影,与之相比,日本国民识字率高,报刊、杂志、书籍发行量大,所以在日本是“民间的活字媒体发挥了更大的作用”[4](P.112).最后,由政治家操纵将民族情绪和意识形态相结合并促成政治运动。正如徐迅所说,“政治动机永恒地支配着精英和知识分子创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22](P.49)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权威机构为了维持既得利益、为了开发新的社会资源,而以政治手段向国民传播民族主义意识,可以说“国家垄断着合法的文化,就像它垄断着合法的暴力一样,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3](P.183).

  具备了上述四个条件后,知识分子生产出来的民族意识形态开始以国家管理的教育为中介进行传播。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了日本政府关于教育问题的根本方针---《教育敕语》,这是知识分子改造传统的又一重要“成果”.在《教育敕语》中,当权者和文化精英合谋将东西两类伦理缝合起来,[24](P.220)提出忠君孝亲(东方伦理)、自主爱国(西方伦理)的观点。之后《教育敕语》与天皇照片一起被分发到日本全国的所有学校,并规定进行礼拜与奉读,用强制的方法使国民产生君臣意识与国家观念,成为维持天皇制的精神支柱。

  [24](P.228)1896年,法学家穗积八束明确提出“家制国家理念”,这是其根据日本君臣同祖的神话进行的一项重要传统“发明”,他提出日本建国的特色是家·国一致、孝·忠一致,忠君即爱国。之后,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权力,尤其是义务教育,向国民鼓吹上述“家制国家理念”,并灌输这是每个人必须遵奉的“国民之道德”.1908年,明治天皇又颁布了以教化国民为目的的《戊申诏书》,作为配套措施,对小学固定修身课教科书进行修订,删除了先前像“他人的自由”、“社会进步”、“竞争”、“信用”、“金钱”等各章,增加了“皇太神宫”、“建国”、“国体精华”、“扶翼皇运”、“忠孝一致”、“皇祖皇宗之遗训”等各章。

  [24](P.227)《戊申诏书》与《教育敕语》一起建立了日本政府对国民道德教育的基本方针。到了昭和年间,尤其是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实施后,这些内容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教典。四、文化民族主义之“消费”==日本文化民族主义随着帝国的强大而不断发展,进而引发畸变,而这种畸变更多的是朝着民族至上的方向延伸。虽然它增强了日本民族凝聚力、自豪感,但也带来了一次次战火,让其付出了惨重代价。而在这过程中,弄清国民大众如何“消费”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加诸在身的“传统”至关重要,这有助于解读日本民众“战争协力”的根源。

  日本民众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消费”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

  幕府末年的内忧外患刺激了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特文化”寻根之旅,而明治维新的成功让日本抵御了列强侵略、渡过了内乱危机。随着国力增强,“大和民族优越论”开始不断膨胀,再加上日本政府不断用“亚洲落后”来塑造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意识,导致此时的文化民族主义有了强烈的扩张性特点。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不仅警醒了锁国中的日本,还颠覆了日本人的传统中国观。

  福泽谕吉等知识分子更是否定了几千年来中国在东亚文化的中心地位,甚至主张以武力瓜分中国。

  此种思潮很快被日本民众所接受,并逐渐转变为对外扩张的殖民主义。1894年,扩张野心膨胀的日本将魔爪伸向朝鲜和中国,甲午战争开战。对这场战争,当时的“日本国内无人反对”[4](P.106),而战争的胜利更是让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陡然高涨,甚至有作家“鼓吹在发扬国威的战争中索取题材”[4](P.85).可见由“日本优于中国”这一文化民族主义激发的对外侵略意识几乎被日本国民全盘接受了。而到了日俄战争开战之际,日本则“处在期待论和反对论的漩涡之中”[4](P.106),但在国家目的至高无上的社会氛围下,这种反对不过是轻微的呻吟而已,最后“在民族主义的高涨中统统遭到了抹杀”[4](P.107).铃木贞美认为“为日俄战争拉开序幕的正是民众民族主义的爆发”[4](P.118).取胜的日本并没有获得赔偿金,没有从俄国手中谋得足够多的让步,这严重刺激了日本民族主义者,他们敦促内阁和天皇“拒绝屈辱的和约”,希望军队继续“击溃敌人的英勇战斗”[25](P.269),甚至疯狂地洗劫警察局、焚烧政府大楼。可见明治时期的“日本在追求现代化时,国家领导人和公民都坚决要求获得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的利益”[25](P.270),而在其背后发挥作用的正是“炙热的民族主义”.

  大正时期,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胜的日本逐步走向稳定,欧战让外国商人不惜冒险到日本投资,这给日本国内带来了一片繁华盛世。

  1914年在“英日同盟”的旗号下,日本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并随着一战的胜利而迅速崛起。一战结束后,各国的休养生息让国际环境趋于稳定。

  此时的日本缺少了“外部冲击”,因此,国内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独立性的扞卫意识也随之降到最低。

  再加上受到国际社会民主自由氛围的影响,日本文化各个领域均被民主主义风潮所席卷,实现了短暂的“大正民主”.1914年,朝日新闻以“人类共同的感情”为题论说:明治时代的爱国心曾经是“人民做了政府的垫脚石”,可是,大正的爱国心则是“把政府当人民的自主政治的地基”,这种变化是基于“人类共同的感情”,是完全符合当前的“世界性倾向”,如果不在这种事实上面制订政策的政治家,则不仅是“日本人的敌人”,更是“世界人类的敌人”了。[24](P.233)由此可见,与关注点在天皇、国家的明治时期不同,大正时期“则对外向着世界、人类,对内向着一般大众开放了”[24](P.232).因此,在大正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是讴歌世界和人类爱的“自由主义”,主张日本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反抗国家和家的“自然主义”,甚至出现了企图否定日本国家与天皇的“无政府主义”.而日本国民也受到上述意识形态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出现了1912年的护宪运动、1918年的米骚动、1920年的普选运动等等。在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下,日本明治时期那种“畸变”的文化民族主义悄然退居到了幕后,人们向被加诸在自己身上的所谓“传统”发起挑战,当遇到不公时甚至“放弃了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所推崇的那种含蓄方式,转而采取了更加充满暴力的直接行动”[25](P.346),可以说此时的日本民众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消费”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改变亦降到了最低。

  昭和初年,内外两场危机同时困扰着日本:国内由于经济危机带来了工业高度垄断化,财阀独占资本,人民生活变得愈加艰难。对外军队发动“满洲事变”开始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导致国际摩擦不断。可以说又一轮新的内忧外患摆在日本人面前,每个人都承认日本已经进入了一段“国家紧急时期”[25](P.385).在此种情况下,退居到大正民主主义背后的被神话了的家制国家主义再度登上了历史舞台,文化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传统发明。例如,吉川英治在小说《宫本武藏》中为了给大众输入“日本人之神亦即民族精神之血液”,而不惜改变历史人物的原本形象。这本小说博得了读者的疯狂追捧,“在战争时代成为人们的生存支柱”[4](P.147).杉本五郎在遗书《大义》中对“天皇”进行了重新发明,“人类救赎乃历代天皇之愿望、肇始之大业。释迦、基督、孔子、苏格拉底皆为天皇赤子”[4](P.150).仓田百三在《日本主义文化宣言》中则强调日本国体“无与伦比,其在品味、纯洁、血液的协同性和坚守誓言等方面,断然居于万邦之上。……为了国家之独立、名誉和使命,舍弃生命战斗的国民士兵,呼唤着天皇的名字赴死”[4](P.151),等等。上述论说充斥了整个二战时期的日本,导致国民大众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消费”达到了极致。例如,“满洲事变”后,“激动的人群开始拥塞大阪的一个公园。一家广播公司传来的关于奉天战事的消息让这些民众兴奋不已”[25](P.389).而首相若槻礼次郎发现,“绝大部分日本民众支持关东军的这一武断举动”,而公众高涨的“爱国心”,让他意识到“要想对关东军的行为加以管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25](P.390)1932年,作为日本首席代表登上日内瓦国联讲坛、高唱“中国正处于四分五裂和困苦不堪的境地”而“日本已经将满洲改造成了一片稳定、繁荣乐土”[25](P.396)的松冈洋右返回日本时,市民挥舞着手中的小旗涌向横滨港迎接“英雄”的凯旋。这一切都表明,“日本一意孤行的做法得到了本国民众的广泛支持”[25](P.397).日本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朝野互动,将日本文化的“传统”一再地发明、重组,并自上而下地将这些被发明的“传统”传播给国民大众。当人们感受到“国家危在旦夕”时,便开始无限制地进行“消费”.在“爱国心”的刺激下,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盲目排外、极尽对外扩张之能事,甚至用暴力手段残害屠杀他国人民,这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深刻教训。

  二战结束后不到30年,即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社会又开始掀起了论述“日本文化独特性·优越性”的热潮,并引领了时代精神。虽然80年代后这种论说遭到了日本国内外学者的批判。但是,“对日本式独特性的强调变换着形式依然在各种各样的场面被重新生产出来”[11](P.2-3).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日本人的民族国家认同、恢复民族自信心、凝聚力为目标的新民族主义抬头。而这种心理氛围和社会环境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民众的政治倾向和社会情绪,使“大多数人选择了中间偏右的政策”,“尽管他们对于日本应该怎样谋求’在世界中的体面地位‘存在着方式方法的差异,但仅就谋求这种地位本身而言,则并无不同”[26](P.224).日本是一个文化同质性、地理孤立性的岛屿国家,文化和地缘的相对封闭性使之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易于滋生的土壤。因此,我们要以史为鉴,时刻关注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从量变到质变、由健康走向畸变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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