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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两党冲突对我国社会主义过渡的影响

摘要: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一直争吵不断,两党之间的矛盾经历了一个不公开到公开,从一般领域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苏南两党冲突对我国社会主义过渡影响的 论文范文 ,供大家阅读参考。 中共中央改变当初的设想,做出提前向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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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一直争吵不断,两党之间的矛盾经历了一个不公开到公开,从一般领域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苏南两党冲突对我国社会主义过渡影响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中共中央改变当初的设想,做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苏南论战以及其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和道路选择的压力对中共的领导人的决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一、苏南冲突及其影响

  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一直争吵不断,相互指责,两党之间的矛盾经历了一个不公开到公开,从一般领域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1948年以前,两党的矛盾争执处于不公开的状态,之后两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矛盾冲突逐渐走向公开化,开始从一般领域逐步上升到了政治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选择的高度。苏共中央领导人公开指责南共领导人另搞一套,彻底背离了马列主义,同时公开要求时任南共的最高领导人铁托下野。在1948年3月至5月两月间,苏南两党就双方相关的分歧交换了七封信件。之后,苏共领导人单方面将南共的信件印发给东欧各国共产党,把苏南两党的分歧扩大到东欧共产党中央情报局各个成员国。1948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欧洲九国工人情报局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宣布南斯拉夫共产党彻底“背离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是富农党”和“民族主义者”,并通过决议把南共开除出欧洲工人情报局。11月,工人情报局第四次会议上又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会议决议,给铁托扣上了“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奴仆”、“间谍”、“人民公敌”、“杀人犯”等种种罪名,公开煽动南斯拉夫人民团结起来“战胜”“铁托集团”.苏南两党的冲突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1948年以后,苏南冲突开始逐步延伸到其他东欧国家,苏共中央把否定苏联模式,独立走自己道路的他国共产党领导人称之为“铁托分子”,并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开展“铁托分子”大清洗运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兰斯基、匈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拉伊克遭到了清洗。苏南两党之间冲突的核心实质上是苏共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主义,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对中共中央领导人作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中共必须要思考一个重大问题

  中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设想与与斯大林的过渡时期理论和模式有相当大的出入,中共中央领导人必须要思考一个重大问题:如果坚持之前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构想,会不会像南共那样受到苏共的指责、打击和制裁,失去苏联的宝贵支持和援助?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分析,苏联斯大林领导集体有着强烈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传统倾向。在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共产党的交往交流之中,以斯大林为最高领导人的苏共中央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倾向给各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种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主要表现,一是不允许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共产党党内出现杂音,把自己看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一阐释者和扞卫人,把本国的发展模式看出是唯一的正统的模式,不允许其他发展模式和论调出现。二是指导他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实践中,在不了解其他国家的革命实际的情况下,不顾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意见,搞瞎指挥、乱指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斯大林为最高领导人的苏共中央多次表现出强硬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作出了很多错误的决策,并对中国的民主民族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在中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中共历史上所犯十次错误中有四次与斯大林的不恰当指挥和干预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当时的世界格局是美苏争霸、两级对峙。新中国成立后,美英等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敌对政策,政治上实行孤立、经济上实行封锁,军事上进行干预威胁,妄图将新中国扼杀在襁褓之中,新生的共和国迫切需要其国的承认、支持和帮助,而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和环境之下,寻求老大哥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几乎是必然的、现实的和尤为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再从当时的国内形势来看,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给新生的共和国留下了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朝鲜战争的巨大经费和政治军事压力,蒋介石反动派叫嚣随时反攻大陆的巨大威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和帮助对新中国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迫切需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正如刘少奇指出的那样,中国和苏联的友谊,在中国人民经济建设上来讲,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条件。

  无论是立足国内发展状况,还是积极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积极争取苏联老大哥的支持和帮助对新中国而言非常重要。但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假如坚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构想,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会不会失去苏联的支持,像南斯拉夫那样受到苏共中央的指责和制裁?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必须得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据相关材料论证,这个问题也确实引起了有关中共高级领导人的相关思考。苏共二十大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撰写了《论十大关系》。文章中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标志着中共开始意识到要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他在文中明确指出,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这表明斯大林对中共中央表现出来了极大的担心。担心有一天中共中央会南斯拉夫一样“离经叛道”,进一步挑战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权威。而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前过渡的决策可以看成是对斯大林担忧的一种正面回答:中共尊重并维护苏共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和权威。改变最初过渡方案,提前过渡的时间是符合斯大林期望的。这样一个决定也使当时的新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有利环境,以1953年为分界点,苏共中央的各种支持和援助开始不断地涌向新生的共和国。

  三、中共做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定明显受到到了苏联的影响

  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形成之前,中苏两党就进行了三次紧密的接触和联系:第一次联系是建国前夕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这次访问中,斯大林很关注中国对待资本家的政策,斯大林与刘少奇的谈话中专门提到了现在中共中央对待资本家的相关政策等问题。第二次联系是1949年毛泽东出访苏联。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在欢送回国的酒会上,斯大林亲自到场致词。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临近结束的时候,斯大林看到没有南斯拉夫的大使,于是他说,“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圆满、更完美些,……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了我们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没人想到斯大林会在此提到南斯拉夫,大家屏息静听”.这实际上表现出了斯大林内心的担忧,也可以看成是他给中共中央打了一针“预防针”.第三次联系和接触是周恩来、陈云率团访问苏联。1952年8月17,周恩来、陈云率团访问苏联,就新中国“一五”计划的编制问题征求苏方意见和争取援助。之后,周恩来回国并出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就编制第一个“一五”计划同苏联的商讨情况进行专题汇报,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马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之后,经过中共小范围的酝酿和讨论,中共中央决定,趁苏共召开十九大之机再派刘少奇去苏联征求意见。后来刘少奇写信给斯大林,在信中提到了“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并详细介绍了中国工业发展的现状及思路,并且对新中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作了具体的说明。斯大林收到信后回复表示同意,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通过这些相关历史资料及其发展脉络和逻辑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改变最初设想,提前过渡的决策明显受到了苏联因素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共做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定受到了苏联方面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中苏南两党之间的冲突及其后果构成了中共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外因。

  参考文献

  [1]杨胜群,陈青主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金冲及.等.刘少奇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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