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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的政治平等理论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摘要:达尔认为,民主是一个未完成的旅程,政治平等也在旅途之中,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达尔政治平等理论的 论文范文 ,欢迎阅读参考。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是多元主义民主的倡导者,他在《民主及其批评者》和《论政治平等》等着作中都论述了政治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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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认为,民主是一个未完成的旅程,政治平等也在旅途之中,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达尔政治平等理论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是多元主义民主的倡导者,他在《民主及其批评者》和《论政治平等》等着作中都论述了政治平等。人类从根本上讲是平等的,但是从描述性的、事实的或者经验的角度来看,人类至今从未完全平等过。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们用妇孺皆知的语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并将其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却将奴隶、妇女、自由黑人和土着人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达尔认为“人类在能力、优点和机会等各个方面都不可能生来平等,而教育、环境和运气则令最初的不平等更加恶化。”

  本文试图通过论述达尔的政治平等理论的内涵,分析影响政治平等发展的因素,探讨政治平等的发展前景。

  一、达尔政治平等理论的内涵

  政治平等是一种我们应当追求的理想与目标,但是不平等似乎是人类天然的处境。“发展创造了不平等,而现代化又加剧了不平等。这种争取平等与社会等级的扩张之间的张力,成为现代化的一种刺激。”

  那么为什么还要追求政治平等呢?达尔认为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内在平等价值的要求,其二是公民能力的体现。

  首先,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没有一个人在本质上优于其他人。“我们对待每个人,把他们看作是在生命、自由、幸福和其他基本的物品和利益方面拥有平等要求的人。”

  从伦理的角度看,内在平等符合世界上大多数人最基本的伦理信仰和原则,是普遍认同和追求的理念;从审慎的角度看,如果没有足够的把握使不平等给自己带来的利益长期超越他人,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利益与其他人得到同等的对待;从可接受的角度看,一套保证对所有人的利益予以同等考虑的程序,最有可能获得其余人的同意。因此,达尔认为,内在平等是一种基于道德的判断,是可以成为国家统治基石的合理的原则。

  其次,尽管我们接受了内在平等,并将其视为正确的道德判断标准,但是哪个群体最有资格决定一个人的真正利益和需求呢?国家的统治需要严格的科学知识、涉及面极为广泛的人,显而易见,统治精英应该成为我们的代理人。然而,我们不能保证若干年后没有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他们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任何承诺都可能转变成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力与特权。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因此,达尔认为“没有一个成年人必然比别人有更好的资格,从而足以被赋予全部而最高的统治国家的权威”。每一个服从法律的成年人都应该被视为有足够的能力去参与民主管理国家的过程,公民能力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那么政治平等如何才能够实现呢?达尔认为,“只有统治国家的政治制度———合法性和它的政治制度来源于政治平等的理想———是民主的,政治平等才能实现。”

  达尔提出了理想民主的六项标准: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资格以及包容性,并认为符合上述六种标准的民主,则达到了政治平等的理想状态,如果任何一项标准遭到违反,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平等。

  二、影响政治平等发展的因素

  毋庸置疑,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某些根本方面给政治平等制造了很多障碍。“政治平等的障碍总是很可怕,而且到处都是如此”,实现政治平等的理想目标似乎遥不可及。

  通过各种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达尔最终将政治平等的障碍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政治资源、技能和动机的分配。一般而言,多元民主要求社会存在一系列独立的组织,那么政治平等的主体应该是个人还是组织?以投票权为例,如果让投票平等原则适用于组织,除非每个组织拥有相等数量的成员,否则投票平等的原则不可能适用于个人,反之亦然,如果让投票平等原则适用于个人,除非每个组织拥有相等数量的成员,否则投票平等的原则不可能适用于组织。所以说,组织的独立性并不代表平等性,组织之间的差异必然会造成组织之间的不平等,且组织本身也并没有减少不平等的冲动,它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资源被不平等地分配。此外,即使保证所有的公民有平等的投票机会,每个人的选票被平等地计算,但是由于他们在知识、技能与动机方面存在着差异,复杂的公共政策使公民的理解程度参差不齐,从而使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程度不均衡。“具有政治技能的人不仅能够运用这些技能获得‘公共利益’,他们也能够运用它们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可能是以其他公民为代价的。”“马太效应”和“蝴蝶效应”又使得不平等累积成稳定的制度。

  第二,不可复归的时间限度。达尔提出了时间与数量法则,他认为在政治参与方面,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在一件事情上花费的时间必然会减少在另一件事情上花费的时间。因此,一方面,不同公民在一件事情上花费不同的时间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必然导致公民之间的政治不平等。另一方面,“民主单位包含的公民越多,公民直接参与政府决定的人数越少,他们向政府委派他们代表的数量越多”,换言之,随着单位成员人数的增加,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时间成本变大。因此,规模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公民向政府委派代表做决定,代表比普通公民拥有更大的机会直接影响公共议程,结果是政治资源就被不平等地分配。

  第三,政治制度的规模。当人类社会发展到民族国家而不再是市镇会议的规模的时候,民主需要选举的代表。达尔认为,“民主的规模越小,它的公民参与的潜在性越大,公民委派代表做决定的需求越小。规模越大,处理公民重要问题的能力越大,公民委派代表做决定的需求越大。”也就是说,随着单位规模的扩大,公共政策的数量与复杂程度也相应增加,而代表的规模不可能无限制的扩大。因此,每个代表代表的公民人数增多,代表会见公民的时间减少,公民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变小。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决策上,往往变成了政治精英和官僚精英之间的讨价还价。

  第四,市场经济的盛行。达尔认为,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的微妙关系就像被不和谐婚姻所困的夫妻,这一复杂关系对政治平等的未来有着重要影响。首先,如果市场经济没有规制,那么市场将会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伤害,如失业、贫穷、因工作条件带来的疾病等等,在公民中间制造大量的不平等。其次,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会导致大量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如收入、财富、信息、知识等,不平等分配的资源会转化为政治资源的不平等,进而引起公民权力和影响力方面的不平等。针对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的关系,达尔一方面肯定了市场资本主义有利于多元民主的发展,并强调多元民主只有在那些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才能持久生存;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内在张力是难以克服的问题,市场资本主义会破坏平等和不利于多元民主的发展。因此,市场资本主义通过对政治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限制了多元民主的潜力,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被锁入持续的冲突中。

  第五,国际体系的存在,它们也许很重要,但却不是民主的。达尔认为,当决策转移到国际级别的时候,对政治和官僚精英的控制系数难度增大,原因有三:一是现实中没有一套真正的民主制度能够被引入任何的国际组织,文化多元性使得其实施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变得更小;二是国际组织的规模过大,不可复归的时间限度与政治制度的规模成为政治平等最大的障碍,即使是那些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已经长期存在的国家,公民很难在外交事务的决策上施加有效的控制,更不用说在国际组织中做到这一点;三是国际经济、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主要是等级制的,属于有限多元精英的统治,具有高度自主权的精英阶层拥有对公共议程的最终决策权。

  第六,严重危机的必然性。每个政治制度都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危机,如内战、外国侵略、国际争端、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经济萧条以及其他威胁。危机导致了权力从立法机关向行政机关转移,即使在老牌民主国家,政治家常常以人民的名义行使权力,而人民对政府采取的行动不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譬如,美国和英国都是公开倡导政治平等的国家,但是美国总统在特殊时期对外交和军事事务的控制权总是比国会多,英国首相和内阁不顾民众的反对而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政府面对危机时,基本上都会选择扩大自身对社会的监控力度,而不经过公民的同意。政治家含蓄地剥夺了公民的权利,政治平等在危机的冲击下变得异常脆弱。

  三、政治平等的发展前景

  达尔认为,民主是一个未完成的旅程,政治平等也在旅途之中。达尔指出,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任何人再要声称某一个社会集团拥有特权,所以其利益需要得到特殊的考虑,他们绝不可能得到太多的支持者。人类追求平等是一个无穷尽的过程,人们越是平等,就越会努力追求平等。社会的平等化进程表现出了加速前进的特征。

  然而,政治平等的发展前景仍存在着不确定性,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多元主义民主与不平等始终相伴。达尔认为“平等恰恰意味着相同。如果关于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一项权利、机会、义务或者在某些社会分配中的份额等方面,A和B收到了平等的对待,那么这个东西对A和B必须是相同的。……显然平等与多样性相冲突。”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观点:“为了使公意能更好地得到表达,就不能允许国家之中存在小集团,……如果已经出现了小集团,那就使小集团的数目得到增加,以防止他们之间不平等。”

  虽然他的想法有失偏颇和过于激进,但也存在一定的道理,因为组织集团的差异必然会导致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因此,如何找到多元主义民主与不平等的平衡点需要进一步地论证。其次,等级制与特权通过官方哲学加以合法化。“社会当中多数特权成员———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精英———典型地支持甚至强化那些使他们的优越性正当化的教条。……哲学家也对维护精英统治作贡献———最经久不衰的例子就是柏拉图。”

  在多元主义民主国家,既得利益者面临激进的结构变革时会变得十分保守,甚至会阻碍资源的结构变革。

  基于上述考虑,达尔认为政治平等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并对政治平等的发展前景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可能性,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一方面,底层阶级公开或隐蔽地拒绝精英统治的合法化,达尔认为,“获得这个目标的努力在面对特权阶层经常维护其地位的巨大努力时,受到非常强有力的、人类情感的驱使,这些情感能够被动员(在选择适当手段时受到理性的帮助)、能够带来政治平等的收获。”另一方面,情感力量一般会随着内部群体的规模和多样性的增加而减少,反过来会阻碍人类政治平等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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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罗伯特·达尔.论政治平等[M].谢岳,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4]蒋政.达尔平等理论的心理学基石及其现实意义[J].岭南学刊,2013,(04):18-22.

  [5]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M].周军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6]卢梭.社会契约论[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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