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吧
打造论文第一网站!
毕业论文吧 > 政治论文 > > 探讨罗尔·斯德克斯对于中国的独特研究和理解
政治论文

探讨罗尔·斯德克斯对于中国的独特研究和理解

摘要:早期中国的生态与哲学是一个关注中国上古至中古时期的生态环境的大课题,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斯德克斯对于中国的独特研究和理解的 论文范文 ,欢迎阅读查看。 前言 在《剑桥大学:800 周年肖像》的导言中,剑桥大学沃尔福森学院院长兼盖茨剑桥基金会
关键词:探讨,罗尔,斯德,克斯,对于,中国,独特,研究,理解,早期,

  “早期中国的生态与哲学”是一个关注中国上古至中古时期的生态环境的大课题,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斯德克斯对于中国的独特研究和理解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前言

  在《剑桥大学:800 周年肖像》的导言中,剑桥大学沃尔福森学院院长兼盖茨剑桥基金会主席戈登·约翰逊(Gordon Johnson)曾这样写道:“……在我们能够轻松获取大量信息的当今时代,面对只能读取而不能真正控制的巨大知识库,我们无法不保持谦恭。图书馆的藏书和博物馆的藏品使我们能够接触逝去的生命,它们象征着知识的延续或观点的多元化,象征着有义务与事实和论点角力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反过来又应为自己的发现承担责任。求索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理解。”

  约翰逊的这番话既是对剑桥大学 800 多年来的办学理念的最好诠释,也是剑桥大学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风尚的最好总结。无独有偶,在剑桥大学第九任汉学教授罗尔·斯德克斯(Roel Sterckx)的就职演说中,我们也看到了他对于当代中国研究现状的类似表述“:如今,语言学家、文学学者和历史学家能够以社会科学作品为参照检测他们的假说;我们得以接触别人的图书馆,而电子图书馆和资料库则借由信息公路(information highway)找上我们;威妥玛捐给剑桥的图书(翟理思曾希望能加以编目)很快也会完成电子化,人们将可以利用汉字进行搜寻、检索。每个人的取径或有不同,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理解中国。”

  确实,在世界越来越趋向多元文化诉求的今天,我们如何以谦恭的态度从尘封的故纸堆中去阅读往昔的故事,又如何从冰冷的馆藏雕像中去感受生命的热力,从而形成我们当代学人对于历史的新发现和新理解,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经典走向世界、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为世界所瞩目的当下语境中,对于中国的研究和理解已经引发了全球“中国热”,也形成了对于中国和中国问题的多元解读。那么,这些来自异域的文化理解对于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阅读了斯德克斯的系列代表作,对斯德克斯的中国观有了较深的认识。下面,我们将沿着他的研究轨迹,来探讨他对于中国的独特研究和理解。

  一、从神农开始到全面、辩证的中国解读

  英国社会对于中国的解读充满艰辛,从早年孤独的探索到今天所出现的令人振奋的状态,期间已历经 150 多年的历史。面对这样的历史与现状,斯德克斯在他的汉学教授就职演说中对英国特别是英国汉学研究重镇剑桥大学的中国研究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做了回顾,对英国汉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他认为,英国汉学特别是剑桥汉学研究的历史非常艰难曲折,从第一任汉学教授威妥玛开始,至翟理思、李约瑟等几代著名汉学鸿儒的努力,到今天汉学研究的飞跃性发展,对中国的认识已经从“说话像唱歌似的”外国人发展到对中国问题的全面研究;中国研究,也从最初的学科“弃儿”地位上升到系统的专业学位的发展。在采访中笔者了解到,在今天的剑桥大学,中国学生是除英国本土学生之外占有最大比例的学生群体,而在汉学系,学生人数也从最初的空缺发展到了一百多人,这在崇尚精英教育的剑桥大学已相当引人注目。不过,在斯德克斯看来,虽然中国研究在英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理解中国的任务仍然深具挑战性。这种挑战性,比委任一位个别研究者及谈论其个人研究计划要远为复杂,而这种复杂性,与研究者本身的旧观念和在研究过程中所存在的学术迷思(myth)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他认为,认识和理解中国应该持全面的态度,既应该看到中国经典文献中所展现的表层意义,也应该看到其背后的文化本质。既应该关注中国文化传统优秀的一面,也应该看到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斯德克斯长期以来从事古代中国研究,他认为,古代中国是认识中国的原点。对于中国古代的研究,应该注重对古典文献的多样性的学习和研究。在《置身神农的田园》中,他从对神农的认识出发,从多视角论述了他对于神农和生活在神农的土地上的故事的释解,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到他通过典型的实例分析所透出的关于如何发展中国研究的观点。

  首先,斯德克斯指出,对经典的解读要多向度进行。从孔子所处的年代开始,中国的经史子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权威经典,吸引了诸如布莱尼茨、伏尔泰和理雅各等西方评论家和翻译家的目光,对于这些典籍中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的研究已成为过去的一种趋势,而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断裂处和多面性却缺少关注。他以西方对于神农和孔子学说的理解为例,说明了对于神农的认识如果只是流于片面的话,便不可能认识到神农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多面神”形象。神农在史学文献中被描述为政治领袖、教师、农神、科技之父乃至市场创立者,但如果研究者们自我设限,就无法认识神农形象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斯德克斯再以子贡为例。子贡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之一,却是以商贾形象出现;虽然有大量的古典文献显示商人地位在古中国落于边缘,并不像农民和教师那样备受推崇,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反对商业活动的。相反,从子贡的生活、活动和社会影响来看,儒家并不贬低商人;而商人形象也绝非常人所理解的那样唯利是图。子贡在孔子死后与其他门生一起服孝三年以后又继续为孔子单独服孝三年,即能表明子贡其实是德行极高的儒生和商人。因此,对于孔子学说的丰富性,对中国农民形象、商人形象、农业社会和社会分层的认识都须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加以考查。

  由此他提出,在当代中国研究中,绝不能忽略语文学的训练,尤其是在大批中国文物出土和新材料不断出现的今天,对于历史文献的鉴定和批判应该置于首位,对中国文字、声韵、训诂和历史语言学的学习则是当务之急,而对于剑桥大学的学生则应持续不断地教会他们学习中国的原典文献及其脉络。在就职演说的最后,他表示,今天的中国研究让他和同行们的信念更加稳固“,关于中国人文学术的全面研究,应在学术界取得恒常不易的地位。这应是李约瑟所希望的,也是我们所乐见的愿景”斯德克斯对于中国研究的态度、信念和信心由此可见一斑。

  二、食与鼎:穿越文化的物与词

  从宏观的中国研究观点进入斯德克斯个人的中国研究空间,我们会立即看到一条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路径截然不同的思路:从古代中国的物质天地进入中国的精神文化世界。斯德克斯发现,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有很多记载中国物质文化的经典,比如《诗经》、《庄子》等等。那么,通过穿越古代中国的物与词,斯德克斯解读出了什么样的中国文化呢?

  舌尖上的中国。在衣、食、住、行所涉及的物质世界,斯德克斯更关注舌尖上的中国,更进一步,是古代中国的舌尖与舌尖上的哲学。他的代表性论文《食物与古代中国的哲学》(Food and Philosophy inEarly China)被收入《论鼎与品味:古代中国宗教与饮食文化》(Of Tripod and Palate: Food, Politics andReligion in Traditional China)。此文详细地探讨了自周朝以来的各种重要场面的食物中所包涵的哲学、伦理和文化精神。他认为,对于食物、食物的交换、食者关系和食物祭祀的讨论遍布于周朝和更早一些中国王朝的哲学家、演说家和祭祀者的对话和著述中。他发现,古代中国用于祭祀仪式和宴会的食物都需经过严格的检查和精细的准备。祭祀仪式的符号暗示我们,食物的呈现反映出主人对于他们所宴请的客人或所祭祀的超现实世界的对象的虔诚。而据《礼记》记载,仪式本身就来自食和饮。对于哲学家和道德家来说,观察一个人对于食物的态度,便可以衡量一个人的性格和道德取向。与过去和现在的许多社会一样,在古代中国,饮食文化比简单的养身或满足味觉之需更重要,因此,关于是禁食还是大吃、是自己吃还是予人吃———不管是在此生还是来生———的探讨就全面地昭示出早期中国的社会、道德和宗教符码。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斯德克斯从子思受礼的故事出发,从周朝和汉代的食谱、食肉与道德、烹饪与治国、食物与鼎、儒家的饮食、道家的饮食、饮食与品味、饮食与风俗、宴请与政治等多个层面渗入,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饮食文化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宗教和等级观念。

  之后,在《早期中国饮食、祭祀和圣贤文化》(Food, Sacrifice and Sagehood in Early China)的专著中,斯德克斯又从饮食文化出发,专门研究了祭祀过程中的食物与圣贤文化的关系。斯德克斯认为,古代中国宗教祭祀中的食物准备和奉献方式都与圣贤文化模式、修身和道德观念息息相关。中国文化对于中国人的感官活动和精神世界的交流有着深刻的影响,因为古代中国的宗教祭祀活动正是以“精神是可以感知的”理念为前提的。祭台与祭坛相会的世界,就是圣灵感知世界的地方。透过对祭祀活动的描述,古代中国的先哲们展示了人类是如何通过可以感知的物质世界来寄托他们的精神信仰的。通过对中国自战国到秦汉的饮食文化、饮食态度和祭祀过程的介绍,斯德克斯深刻地揭示了饮食和祭祀文化中所暗藏的权力关系、人们的精神寄托、品味、与精神世界的关系以及祭祀与经济的关系。由此可见,斯德克斯所关注的并非什么是饮食本身,而是什么样的饮食在什么场合为什么人所享用,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人被什么样的他人在什么样的地方被款待或被祭祀,通过这些饮食和祭祀活动,人们获得什么,或促使人们获得什么,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换句话说,斯德克斯所看重的并非古代中国人的舌尖,而是舌尖上的意味和余味。

  三、动物与神灵:自然与社会秩序的形塑

  斯德克斯令人出其不意的另一个研究视角是关于古代中国动物世界的讨论。在《早期中国动物与神灵文化》(The 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这部代表作中,斯德克斯系统地探讨了古代中国的动物概念、动物管理、动物分类、动物与领地、动物的改变、动物的多种变形和异常的动物。但是,斯德克斯意义上的动物研究并非是动物学家、考古学家、寓言家和文学批评家视域下的自然动物史、科学考察或动物批判,而是以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动物世界为考察对象,把动物和动物世界作为思想世界的有意义的诉说者来加以认识。通过这一研究,把认识动物和认识人类自身相关联,把动物话语与对社会、政治和知识形态的塑造联系起来,从而展示中国古代是如何来认识世界和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的文化史。

  斯德克斯认为,战国时期和汉代的文献显示,那个时代的动物学研究完全不是动物学意义上的论辩,而是把动物研究归入术语领域。这样一来,许多原科学范畴内的动物讨论就被纳入到词典学意义上的术语探讨的框架之中,命名动物和给动物命名排序不仅是一门政治与学术层面上的艺术,同时也为规划和管理动物世界提供了权威模式。在动物是如何受到人类政治、礼制和管理部门的控制方面,斯德克斯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古代中国的动物控制与官僚主义有关,这在《周礼》一书中有详细记载。动物作为礼品或祭品的礼制深深地影响了动物的分类,而官僚主义模式下的动物归类也从有关动物精神的观念和动物管理的历法中反映出来。在动物分类层面,斯德克斯的考证显示,古代中国的动物分类主要有三种:按血统观分类,按血统与气的关系分类,或按道德分类。他进一步对这些分类的内在结构和分类后面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在动物秩序的管理层面,斯德克斯指出,古代中国给动物的排序不是根据物种概念进行,而是以空间和领地概念为标准。他认为,自然的和谐与道德的和谐一样,标示着动物与土地或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之间的关系。在人与动物的关系方面,斯德克斯发现,战国和汉代的文献中不但在比喻等修辞中暗示人与动物的关系,而且还彰显了这种关系是互为依存并可互相转化的。在协调人与动物的关系时,古代圣贤们起着枢纽作用,他们有能力将自然意义上的牲畜转化为文化动物,并通过掌握源起于动物世界的声音和运动的音乐、通过建立管理制度对自然世界进行管理。在物种的变化和动物变形方面,斯德克斯认为战国和汉代文献提供的是辩证的讨论:有的文献认为动物的变化是道德沦丧的结果,有的则认为完全是自然季节更替和动物生活空间改变的结果,而动物承受自然变化的能力与神灵的魔力有关。在动物的异常现象方面,斯德克斯指出,早期中国的文献中列举了很多动物的反常与人类行为的关系的例子,说明动物的异常现象的出现与人类行为密不可分。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的过度控制实际上是对自然的冒犯。

  从斯德克斯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非常关注人与动物世界乃至自然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与动物世界的关系是否融洽取决于人类对动物世界的控制程度。只有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才能向着和谐的方向发展。

  四、贫富与生态:对生存环境与社会政治的诉求

  除了关注斯德克斯的研究成果之外,笔者还发现他的个人网页上拥有丰富的科研课题。这些课题都与社会的实际问题密切相关,包括对社会贫富现象、疾病和生态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项:

  “古代中国的贫富观研究”致力于探讨古代中国对财富、利益、贫穷以及为克服通往财富创造之路的障碍而做的种种努力。据斯德克斯的考察,中国关于财富、道德观与物质财富界限问题的探究可以追溯到古典文献之中。比如,战国时期的哲人们一致认为,追求利润和物质财富是人类的天性。斯德克斯认为,早期中国的政治权力与权威性与给予财富和分享财富有密切关联。象征财富和物质财富的给予是人将自身置于社会网络中的一种方式,而社会网络中的关系等级正是通过“给”与“收”的方式得以体现。下级会因为被动地接受上级的慷慨施与感到不自在,同样,君王或者上级的优越感也会在给予财富与分享财富的时候得以显现。分享财富,看上去是平等的象征,实际上也是显示权力的一种间接方式,而对于施舍物或礼物的拒绝事实上是对物品所表达的权力关系的抵抗。很明显,斯德克斯的这一研究项目正是对古代中国的道德观和物质价值的交互作用及其方式的考察。

  “对早期中国农业的思考”则致力于考察农业在古代中国从四分五裂走向秩序井然的统一大国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他发现,从战国到秦汉时期的文献对农耕生活模式有大量的描述,而这种模式正是当时社会稳定的一种生活模式,而那时的农民形象也正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和人类心理状况。因此,他在课题研究中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探索农业思想作为一种催化剂在早期中国哲学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这种思想对当时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探讨又有怎样的启迪。

  “早期中国的生态与哲学”是一个关注中国上古至中古时期的生态环境的大课题,着力于研究与自然环境和国家政策相关的哲学、宗教和社会政治理念之间的关系,焦点问题包括: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国家对自然环境的管理的,比如对公园、森林、水资源、动物和植物等资源的管理,政府对于饥荒、流行病和自然灾害等问题是如何处理的。作为古代中国主要意识形态的支柱,儒释道思想的演变对社会政治有何影响,以及宗教派别、哲学派别和政治体系对于自然资源的实际处理方式,等等。

  综观斯德克斯从神农开始的中国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他所依托的语境是古代中国特别是战国和秦汉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形塑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考察对于了解中国历史具有关键的作用。其次,斯德克斯的研究视角十分奇特,所涉问题广泛而深刻,从日常生活、动物世界到生态哲学,看似平凡的选题后面却是气象万千,直入中国社会的肌理问题。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斯德克斯的中国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研究,对很多问题的分析都入木三分,触动心灵,更有一些批判性的话语令人震撼和反思。因此,对于斯德克斯的中国研究思想的研究也为我们认识和理解英国学术界对中国和中国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闭
14705193098 工作日:8:00-24:00
周 日:9:00-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