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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里对传统道德的改革

摘要:古希腊哲学家指认,政治共同体必然依据言辞或者逻各斯来维系,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马基雅维里对传统道德改革的 论文范文 ,供大家阅读查看。 施特劳斯称马基雅维里为邪恶的教师,英国的红衣主教和神学家波尔断言,马基雅维里是人类的敌人,他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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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哲学家指认,政治共同体必然依据言辞或者逻各斯来维系,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马基雅维里对传统道德改革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查看。

  施特劳斯称马基雅维里为“邪恶的教师”,英国的红衣主教和神学家波尔断言,马基雅维里是人类的敌人,他的《君主论》是由魔鬼撒旦之手写作而成的,其目的就是要毁掉他劝导的人。巴雷尔在《政治算计》中指出,马基雅维里毒害了英国并将毒害整个基督教世界。

  而与马基雅维里同时代的英王查尔斯五世、亨利八世、伊丽莎白女皇、法王亨利三世、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17世纪的法王亨利四世、首相黎塞留、路易十四,18世纪的法王路易十六、普鲁士大公腓特烈,19世纪的拿破仑、俾斯麦,20世纪的墨索里尼、希特勒、罗尔斯等人都把《君主论》置于案头。这样,马基雅维里就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因其褒贬不一的争论使之成为“历史之谜”,因此,克罗齐感叹道:“马基雅维里之谜也许永远无法解决”.

  一、德性能力构成政治正当性基础

  马基雅维里以一种超越常人的胆识和勇气对传统哲学和道德构建的基点进行了革新,马基雅维里的这种道德改革产生的影响远远胜于哥白尼发现新大陆。他的道德改革使得传统哲学的道德基础坍塌,并促使希腊与耶路撒冷之间展开了一场厮杀,他把自然嵌入历史之中,开启了历史主义以及后来的虚无主义,与此同时,他将希腊的理性植于基督教信仰中,使得人本主义、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成为可能,当信仰被理性制服,走向世俗化和庸俗化的时候,伦理的底线隐退,世界就此堕落了。因此,施特劳斯视马基雅维里为第一次现代性浪潮的发起者。马基雅维里通过赋予德性(virtù)新的内涵---能力,并且使用这一词汇替换原有的、旧的道德词汇,从而进一步修改善恶(或者好坏)的道德词汇,使之摆脱了柏拉图式或者基督教的理想世界,转向更为现实的世俗权力所筑造的世界。

  如果说荷马世界的英雄人物都崇尚荣誉和勇敢的德性的话,柏拉图的世界则转向对逻各斯的推崇与赞赏,人们把言词的善辩体现出来的德性作为一种价值来追求,于是,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构成了教导城邦公民的一种实用的政治技艺。亚里士多德从政治家的视角出发,立足现实政治实践的需要,主张使用政治中庸的品德,通过实践推理技艺所显现出来的政治智慧,组织和参与政治活动,完成公民之为公民义务的要求,促进政治活动运行。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把“信、望、爱”作为基督徒的德性,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世界其实充满着虚伪与狡诈,当这些被裹上了厚厚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支配人的灵魂的时候,令人窒息,便形成了人获得自由的桎梏。

  马基雅维里的世界是不同于柏拉图与基督教的世界。马基雅维里的世界充满着暴力、斗争、血腥、狡诈与欺骗。之所以如此,一方面,马基雅维里生活的现实状况确实证成如此,“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之间充满着背叛,欺骗和暗杀。另一方面,马基雅维里从伟人或先辈的丰功伟绩中洞察到了这样的情形。马基雅维里写到:“最宝贵和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我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了。这是我依靠对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大事不断钻研而获得的。”

  换言之,马基雅维里通过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基督教等政治思想研究,发现他们基于政治道德化的需要,把一些“肮脏政治”用道德词汇掩饰起来了,使得人们无法辨认产生这种政治行为背后蕴含的人性的邪恶动机。这不仅美化了政治本身,也美化了人性邪恶的一面,使人放弃了对政治行为产生的恶果的预防,以及如何抗拒这种恶的政治行为的心理准备。长此以往,人们就自然而然丧失了抗风险的能力,这样,权力就可以畅通无阻地任意宰割权力施行的对象。与此相应,遭受权力支配、控制和统治的人们反思权力,询问和质疑权力使用的合法性,以及构成权力运作的机制。

  通过反思与批判,马基雅维里指认,“人有嫉贤妒能的天性,故发现新方式和新秩序的危险,历来不亚于寻觅未知的水源和沃土,……职是之故,我毅然踏上了迄未有人涉足的道路”,马基雅维里以新方式与新秩序重新组织和建构政治权力的运作机制,以便建立起适合于完成统一意大利的政体。

  马基雅维里认为善的德性遗留在政治领域将会给政治带来很大的麻烦,如果参与政治的人以善的道德原则思考和处理政治问题,只能使得政治变得更为复杂,使得参与政治的人变得犹豫不决与优柔寡断,处理事务迟疑而不果断,从而使政治事件变得棘手和混乱。因此,政治是需要实践智慧的,它需要人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干练与果断地作出判断,及时有效地处理事件。当然,处理政治事件的政治行为有时难免使用残忍手段,但是,这是政治情势的需要。否则,一旦政治权威丧失,这就无法使得人们对政治权力本身产生认同和信任。这个意义上,统治者的政治能力取代了统治者的德性。有鉴于此,君主可以采用残忍的手段惩罚罪魁祸首,从而争取获得人们的好感和信任,从而确保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马基雅维里认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置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

  比如说,“在一个早晨使雷米罗被斫为两段,曝尸在切塞纳的广场上,在他身旁放着一块木头和一把血淋淋的刀子。这种凶残的景象使得人民既感到痛快淋漓,同时又惊讶恐惧。”这样,君主因其政治行为果断而受到人们支持。相反,君主因变幻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优柔寡断会遭受人们的轻视。

  如果说政治能够弄脏人的手,那是因为人是一种具有邪恶欲望的动物,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使得每个人都想让自己在政治活动中获得利益最大化。人们认识到唯独权力才能实现这一愿望,但是权力并不总是使每个人都能够在政治的角逐中获利,特别是古代重大政治事件显示,“所有武装的先知总是胜利的,非武装的先知总是失败的”.这似乎告诉人们,在政治领域中,政治主体为实现政治目标,邪恶的手段远远优胜于仁慈的手段。这一情况已被先辈们所认可和接受,比如摩西、居鲁士、罗慕洛、提修斯等人。但是,这些先辈们是不愿意将此种情形公布于世的,而马基雅维里只是以自己的方式把这种情形大白于天下,却遭到了许多人的误解、诅咒与谩骂。其实,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如果你觉得政治是肮脏的,这证明你是不适合玩政治的人,你也就不要玩政治了,与此相应地,政治也就不会弄脏你的手;如果你想参与政治游戏,那你就必须事先做好弄脏手的心理准备,因此,马基雅维里把新模式和新秩序的缔造者说成“武装的先知”.

  我们看到,马基雅维里对政治的洞见是基于人性的思考,立足个人的自然情欲与本能,从“应该”转向“事实”.把伦理学从政治哲学中驱逐出去,把德性从政治领域中排除,使用权力替代德性,从而扭转了欧洲伦理道德观。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断定,马基雅维里的新政治(政治科学)是不需要政治家过度关注和讨论善的道德原则以及政治活动体现出善的原则,即美德、节制与公平正义,相反,应该关注我们崇高意向与实际所为之间的灰色地带显现出的令人沮丧的恶的行为,从而把政治利益视为政治正义的价值取向,以此为基础,重新建构政治和衡量政治合法性的标准。这便为创建“去道德化”的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也为霍布斯提出创建“利维坦”思想铺平了道路。

  二、暴力手段是构筑政治权力“例外决断”行为

  古希腊哲学家指认,政治共同体必然依据言辞或者逻各斯来维系,如果这样的联合体离开修辞学,那么就无法完成政治统治活动,而政治权力的使用也就随之丧失了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科学从属于修辞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修辞学在政治实践中所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马基雅维里则是改变这种以前通过政治修辞方式叙述政治活动的状况,认为仅仅依靠言辞是无法从根本上完成政治统治的,在必要情况下应该用暴力取代言辞,以此充当政治权力合法性。正因如此,马基雅维利认为,现代君主应该是基于力与美的。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第六章指出,“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应该追踪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的,并且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人们。这样一来,即使自己的能力达不到他们那样强,但是至少会带有几分气派。他要像那些聪明的射手那样行事,当他们察觉想要射击的目标看来距离太远,同时知道自己的弓力所能及的限度,他们瞄准时就比目标抬高一些,这并不是想把自己的箭头射到那样高的地方去,而是希望由于瞄准得那样高,就能够射中他想要射的目标。”

  接着,马基雅维里考察了依靠自身能力崛起成为君主的人物,如摩西、居鲁士、罗慕洛、提修斯等人,除了获得机会以外,他们没有依靠什么幸运给他们提供物力。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在于“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这表达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权力观,换言之,“政治是活在枪杆子中的。”这也充分展现了拥有权威的人物在非常或者特定情况下采用暴力手段是他们必选的政治措施。

  马基雅维里认识到,如果君主要大展宏图,必须要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力。这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君主必须以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否则,他不仅不能很好地统治自己的国家而且将会毁灭自己的国家。马基雅维里指出,君主在取得君权之后,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就随之进行新的规章制度的改革,但是,这种快速地采取新制度和执行新制度的方式是很危险的,因为“革新者使所有在旧制度之下顺利的人们都成为敌人了,而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顺利的人们却成为半心半意的拥护者,这种半心半意之所以产生,一部分是这些人由于对他们的对手怀有恐惧心理,因为他们的对手拥有有利于自身的法律;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人类的不轻易信任的心理---对于新的事物在没有取得牢固的经验以前,他们是不会确实相信的。因此,当那些敌人一旦有机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结党成帮地干起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们只是半心半意地进行防御。为此,君主同他们在一起是危险重重的。”

  这告诉我们,掌握君权的君主在实施新政的时候,要做好心理准备,注意改革的风险。一方面,改革会触动原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会结党营私共同起来反对改革;另一方面,支持改革的人们也是三心二意,不会是全心全意地支持。因此,君主实施新政,进行改革的时候,危机重重。但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君主必须是“武装的先知”,这样,新政才能顺利实施,改革才能有效推进。所以,君主对内对外持有的政治策略应该是,“为了确保他的新的王国领土安全免遭敌人侵害,有必要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者讹诈制胜,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畏惧,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自己。把那些能够或者势必加害自己的人们消灭掉。采用新的办法把旧制度加以革新,既有严峻的一面又能使人感恩,要宽容大量且慷慨好施,要摧毁不忠诚的军队,创建新的军队,要同各国国王和君主们保持友好,使他们不得不殷勤地帮助自己,或者诚惶诚恐不敢得罪自己。”

  这就是说,君主既要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又要努力解决国内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只有创建良好的国际与国内环境,才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巩固社会健康稳定秩序。

  军队是夯实政权的基础。如果君主拥有一支良好的军队,军队就成为他强大的武器,依靠强大军队,君主才能够更好地实施新政,推进改革,发展经济,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内和国际和平。在这个意义上,军队为君主实施新政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如果君主仗着拥有良好军队,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任,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不能称为有能力之人,这种方式只能赢得统治权,不能赢得光荣,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和拥护。就是说,丧失民心,统治也就不能持久。“如果可以把坏事称为好事的话,妥善使用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自己安全的必要,可以偶尔使用残暴手段,除非它能为臣民谋利益,其后决不再使用。恶劣地使用的意思就是说,尽管开始使用残暴手段是寥寥可数的,可是其后与时俱增,而不是日渐减少。”

  这就是说,妥善使用残暴手段,对于帮助君主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都是有益的,如果恶劣使用残暴手段,不仅不能保障自己的君主地位,反而会失去民心,甚至毁掉国家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里不是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他不赞成无限制地使用暴力手段对付臣民,而是主张在特别例外的情况下采用一种决断行为---暴力。

  其实,马基雅维里是把妥善地使用暴力手段视为一种政治极端的表现。因为在社会正常情况下,人的本性往往都被虚假的道德伪装。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无法认清每一个人的性情的,只有在重大危机关头和非常情况下,比如社会性突发事件,特别是国家面临存亡之考验的时候,人的本性才能够真正显现出来,只有在这时候,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人性。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见证了人性的邪恶,这种屠杀显示了维系人存在的道德伦理的虚假。邪恶的行为唤起人的善,从而深化人对善的理解。相反,最大的善却又是通过残忍的手段来实现。正如耶鲁大学斯密史教授所言:“如果马波罗公爵少了法王路易十四,他将是什么光景?如果华盛顿少了英皇三世又会是如何?

  林肯若不是因为奴隶利益,他又怎么会显得突出?

  如果丘吉尔没有希特勒的对比又将会怎样?”这就是,马基雅维里的论点是“善存在的可能仅在恶的事先存在,善是基于恶之上的,哪怕最大的善也是通过谋杀的手段来完成的。”

  目的证成手段正当。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如果君主要创建政体,必须学会如何冷酷和残忍算计,否则,新的政权很难确立起来。纵观历史,所有君王或先知,只有武装的先知才能够取得胜利。这就启示我们,政治的现实主义者一般不会否认这样一个命题---强权即正当。虽然有学者认为国家是“谈”出来的,但是,在农业文明背景中,国家似乎都是通过暴力方式建立起来的,只是在工业社会,构成社会的现实与基础发生变化,这些为交流和商谈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也为不通过流血或非暴力建构新的国家政权赋予了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就此而言,马基雅维里在探究罗马政体结构时已经认识到,平民与元老院的贵族是怎样通过商谈,进行政治博弈,双方妥协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流血。这就是,马基雅维里并不总是主张暴力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是同意或赞成通过商谈和交流沟通方式解决政治冲突的。

  三、人民群众是政治权力稳定的基石

  马基雅维里认为,人民比君主更精明,更稳健,判断力更为出色。人民的声音能够比作上帝的声音。当人民做主时,如果国家法纪健全,他们的持之以恒,精明和感恩,便不亚于君主,甚至胜过一个公认的明君。可以说,君主在制定法律、构建文明生活、颁布新的法规政令方面优于人民,而人民则在维护事务之良序上优点突出。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里肯定人民是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和基础。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一个国家存在两种不同的阶级,一个是贵族阶级,另一个是广大的人民。

  人民不愿意被贵族统治与压迫,而贵族则要求统治和压迫人民,这两种不同愿望显示了两种不同血气和性情。但是,君主如何看待这两种不同阶级的欲望,如何平衡二者的想法,最终是取决于君主选择与哪个阶级结盟,这由君主对政治的理解来决定。马基雅维里指出,“如果一个人是由于人民的赞助而获得君权,他就发觉自己不是生活巍然独立的人,在自己周围并没有一个人不准备服从自己或者只有很少数人不准备服从自己。除此之外,一个君主如果公平处理事情而不损害他人,就不能满足贵族的欲望,但是却能够使人民感到满足。因为人民的目的比贵族的目的来得公正。前者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已,而后者却希望进行压迫。”这样,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赞助而成为君主,那么他就应该与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如果君主保护人民,人民立刻对你充满好感。“如果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人是一位君主,而且他能够指挥,是一个勇敢的人,处逆境而不沮丧,不忽视其他的准备,并且以其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而且事实将会表明他已经把基础打好了。”

  这就是说,人民是君主进行政治统治的坚强后盾,没有人民的支持,君主的政权会被贵族所推翻,因为贵族想通过压迫人民获得更多利益,一旦他们压迫人民并遭到反抗,他们结党营私所形成的共同利益就无法实现。人民仅仅想通过抗击贵族的压迫,从而获得自由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君主争取人民比争取贵族更为可靠和稳妥。因为贵族为了保障自己所得利益往往会与君主产生冲突和矛盾,这将会威胁到君主的安危。

  马基雅维里认为权力的相互制衡,是政治权力有效运作的保障。罗马共和国正是由于元老院和平民的不和,促成了共和国的自由与强大。马基雅维里说:“诅咒贵族和平民纷争不已的人,他们所谴责的正是让罗马保持自由的元素。他们未看到这些嘈杂喧嚣的纷争收到的良好效果;他们没有顾及共和国皆有两种相反的气质,即民众的气质和大人物的气质,凡是有利于自由的法律,皆来自于他们之间的不和”.

  贵族具有统治的欲望,民众仅有不被统治的欲望,也就是说,少数人希望自由是为了能发号施令,但是所有其他的人希望自由是为了保障安全生活。马基雅维里认为,罗马共和国的护民官的设置阻止了贵族的傲慢,指控权则维护了共和国的自由。当公民犯下破坏自由状态的罪行时,公民有向平民的代表、长官或议事会指控此人的权利。这种制度对共和国有两大益处,首先,公民因为害怕受到指控,不敢图谋破坏这种状态;其次,对于城邦内以某种方式产生的、针对某个公民的反感,它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渠道。这种情绪倘若没有正常的发泄渠道,就会诉诸反常的手段,毁掉整个共和国。因此,使共和国坚实稳固的办法,莫过于以法律规定的某种渠道,对那些扰乱共和国生活的变幻不定的情绪加以疏导。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把民主、人民的统治与公民行为视为反复无常的,是不可靠的力量。马基雅维里则提出与此相反的观点,其实大人物更为危险,因为他们拥有更大野心,因此,统治者应该懂得怎样控制精英人物,懂得怎样去压制大人物的权贵傲气,通过选择死刑政策或者政治审判的手段来控制权贵者的嚣张气焰。而人民则是没有野心的,也没有支配欲望的,这是他们难能可贵之处,君主没有必要提防他们,也不要给人民过度增加负担。与此同时,人民也很懒散,需要教导他们懂得怎么守护自己的自由。君主应该懂得怎样使得人民欲望变得稍微大些,借此牵制贵族们的欲望,防止随着贵族欲望的增大而损害人民的利益,进一步抵制贵族们因为欲望膨胀而产生权力腐败堕落的情形。所以,耶鲁大学教授斯密史说:“《君主论》是一种伪装了真实的主旨教义,真实的主旨就是对自由以及对人民自由的热爱。这些年各个严肃的马基雅维里的读者都把他看作是自由的传道者,而且认为他是秘密的站在人民的立场反对权贵的。在古典主义的共和国中,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共和国来说,这些共和国是由贵族和绅士所统治的,他们拥有财富和空闲,因此,可以做出合理的政治决策和判断,然而在马基雅维里的政权中,人民才是主导社会和政治的力量,马基雅维里想要在某种程度上使权力由贵族向人民方向偏转。……一旦人民懂得了珍视他们的自由,学会维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谦卑而低贱的臣民,他们就将成为捍卫国家的荣誉和权力的忠实可靠的基础。如果得到人民的拥护,君主就有可能实现使人民安居乐业以及建立自己丰功伟业的目标。”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马基雅维里从政治领域中排除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节制和正义概念,以及基督教的自制、希望与博爱的概念,而主张一种男子气概的大胆、冷酷、精于算计使用残忍手段达到目的的政治品质,这实现了欧洲伦理道德观的改革,扭转了政治发展的方向。其次,他主张只有“武装的先知才能取得胜利”的观点,启迪政治家注意到“枪杆子出政权”这一政治现实主义的事实。这为现代国家反思军事力量对维护主权国家的完整、稳定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并且激发现代国家发展军事力量,这将导致世界及区域性的战争不断,在维护世界和平中产生战争和分裂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基雅维里对其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次,马基雅维里主张君主应该依靠人民,与人民结成联盟。因为人民是主导社会和政治的有生力量,如果君主能够教导人民争取自由,并且能够进一步激发人民的欲望,以此来牵制权贵欲望,限制贵族欲望的膨胀,这对稳定政权具有重大意义。最后,君主只有与人民合作,才能有效地抵制和防止权贵结成利益集团绑架政府的事情发生。因此,只有允许且积极鼓励人民参与政治,才能遏制权贵者结成利益团体反对人民,才能从根本上扫清阻碍社会改革与发展的种种障碍。只要人民能够充分地分享到国家发展的红利,才能激励人民更好地捍卫国家主权和祖国荣誉。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才是君主可靠的联盟,所以,君主只有在人民的支持与爱戴中才能够建立丰功伟绩,使自己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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