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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变化与应对举措

摘要:与其他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相比,政党的突出特点是自身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西方政党政治新变化的 论文范文 ,供大家阅读参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的发明与推广促使人类生存与交往的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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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他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相比,政党的突出特点是自身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西方政党政治新变化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的发明与推广促使人类生存与交往的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政党认识到网络兴起对政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为此,各国政党根据各自的现实需要做出了适应性变革,以提升各自政党的社会影响力。

  一、网络时代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政党政治与网络具有高度关联性和耦合性,网络政治成为西方政党发展的基本趋势。在此背景下,西方政党政治出现一些新变化。

  (一)意识形态中间化

  从政治光谱分析,根据政党的主张和思想倾向,西方政党可以划分为左翼政党、右翼政党和极右翼政党等类型。在传统媒体环境下,政党多固守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政党纲领,强调阶级意识基础上的政党认同。不同类型的政党凸显自身纲领的个性,尽量保持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忽视政党之间的共性和通融性,因此,区分不同政党的政策与路线相对容易。相比之下,网络环境下政党的左翼与右翼之间简单对立的政治景观受到冲击。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社会关系多元化和复杂化使得政党赖以生存的基础发生变化,社会不同群体更多的是面临利益冲突而非传统的意识形态冲突。鉴于此,传统政党的维护阶级利益和组织阶级斗争的功能受到弱化,非"左"即"右"的单向思维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社会对政党的利益综合与利益表达的功能提出强烈需求,政党的功能作用开始"泛化","政党的意识形态,在没有消除相互对立的同时,开始由基本上是完全互相排斥向互相借鉴、吸收的方向发展"[1](P106)。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98年的竞选纲领中强调,要依靠从雇员到企业家,从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到工程师、科技人员,从工会会员到所有中间阶层的一切人。英国"新工党"也把目光转向中间阶层,强调要"摒弃阶级政治",寻求跨阶级合作。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许多政策主张上高度一致,即使竞选阶段在社会政策方面出现较大分歧,无论是谁当选后,实际上实行的政策与对方的主张也不会有很大的差别。

  (二)权力结构横向化

  与其他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相比,政党的突出特点是自身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一经成立,其结构就具有稳定性、组织性和系统性,是主要用来调节国家与社会的一个重要政治工具[2].过去政党主要依靠严格的纲领和党员队伍的组织纪律性,维护党组织的运行与传递党的意志,政党意志的贯彻建立在政党政治权威的基础上,通过行政命令和制定方针政策,实现权力自上而下运行。因此,过去政党对社会的领导主要依靠单向领导,缺乏与社会的互动,难以适应多元、开放的社会环境。然而,网络的互动性、超文本性以及廉价、便捷等优势与民众政治参与的诉求相契合,网络对西方政党的权力结构带来冲击,因此,政党、新兴媒体和社会组织都成为满足和代表民众诉求的一种渠道。基于此,为了适应媒体运行的规律,西方政党积极迎合媒体的需要,推选那些能从容面对媒体的人物当选政党领袖,以领袖的魅力提升政党整体形象,以争取在大选中获胜。在过分强调政党领袖媒体形象的背景下政党领袖化、领袖媒体化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西方政党基层组织的影响力也受到削弱,"党的纲领政策也往往按照传媒规律以最佳方式进行传播为准则进行删减与增加,这无疑会影响政党原有的党派特色"[3].

  (三)党员归属平淡化

  传统意义上政党纲领的贯彻实施与党的权力作用发挥限度以及党员向社会的宣传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政党的有序运转要求其党员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履行必须的义务,这关系党的价值、目标、功能的实现。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的西方政党,党员对党的纲领的忠诚度、对党组织的归属感普遍降低。例如,英国工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拥有个人党员近70万,到90年代初则锐减为28万;法国社会党1981年党员人数为21万,1995年降至9万;瑞典社会民主党1980年有党员100万(总人口800多万),1990年后则减为18万;德国社会民主党1976年鼎盛时期党员人数超过100万,目前只有66万左右。

  20世纪90年代末的调查表明,英国工党党员65%根本没有为党工作,75%承认对党的事务从来就不主动或不太主动[4].西方政党的党员忠诚度、归属感降低由多方面原因导致,除了基层党组织规模缩小和西方实用主义的传统之外,网络媒体对西方政党政治的冲击也是重要原因。

  对普通民众而言,以网络为主体的新媒体的发展使传统政党较为严格的组织结构对民众失去吸引力,民众运用新媒体技术可以实现传统政党的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的功能;对于党内的党员而言,鉴于领袖媒体化、政党媒介化的现实状况,政党运行更多依靠党内精英,普通党员边缘化以致于责任意识减弱。

  (四)政党政治媒体化

  西方政党政治主要围绕竞选与组阁开展活动,任何一个政党要想合法地取得执政的机会,必须首先确保在竞选中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

  政党服务于选举,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常态,这与西方国家的政党多属于议会框架下的体制内政党有关。无论是旧媒体时代还是新媒体时代,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一直是西方政党积极争取的重要力量,利用其宣扬本党的纲领、政策与主张。政党候选人拉拢媒体使其成为该党政治宣传的御用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体在制造西方政治人物。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的互动性、多媒体和廉价的特征增强了政治的"说服力",谁赢得了媒体,谁就赢得了选举。此外,西方国家的媒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多属于私营性质,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的目标,这为政党操作媒体提供了较低的政治成本。一方面,网络环境下政党的影响力不再简单地由政党的成员数量以及成分决定,政党的领袖可以直接通过媒体与选民进行沟通,一定程度上政党的领袖代表着政党的整体形象。因此,为了实现赢取占绝对地位的选票,政党日益倚重媒体,迎合媒体的运行逻辑,对本党的候选人或领袖进行包装并推向媒体。另一方面,媒体专家逐渐进入政党的决策圈,成为政党竞选的谋士,由他们设计渲染一些事件,使得政党的候选人或领袖光彩地走进媒体和走进民众生活。

  二、西方政党应对网络时代的具体举措

  在政党发展过程中,西方政党注重提升自身对网络环境的适应性,采取了诸多措施主动迎接网络时代对政党的挑战,以化解政党危机。

  (一)满足竞选需要,主动接近网络媒体

  从总体上看,西方政治的基本特征为,议会是政治的摇篮,体制内政党决定着政党多围绕竞选开展工作。西方政党认识到,网络时代要赢得选举必先适应媒体并赢得媒体,通过媒体向选民展示良好形象方有机会在选举中获胜。一是打造专业化的媒体竞选团队。例如,传媒出身并深谙政治新闻运作机制的曼德尔森和坎贝尔,就是在英国新工党领袖布莱尔支持下为其谋划新闻传播的策略。此外,坎贝尔还有规律地参加内阁会议。布莱尔政府重新设置传媒监控单位、研究与信息单位、战略传播单位等三家机构,从事为布莱尔团队准备数据的工作以应对社会各方面的问题[5].二是通过网络获得竞选资金。西方政党的选举政治对"金钱是政治的母乳"高度认同,网络环境下生存的西方政党认识到,可以运用网络获得选民对政党的支持进而对政党的竞选给予经济援助。有媒体报道称,奥巴马竞选募集的资金中超过85%来自互联网,其中绝大部分是不足100美元的小额捐款。奥巴马之所以能够赢得这场资金大战,与奥巴马团队适应网络发展并转变竞选思维紧密相关。三是政党领袖在媒体上公开发表竞选演说。西方政党候选人的竞选演说通过电视、互联网向选民直播,使其第一时间能够了解到政党的政策与主张。为了满足选民的猎奇心理,有的政党有意选择性地重点阐释当时社会重难点问题并在政策上拉开与其他政党的距离,以拉拢部分选民而获得更多选票。四是一定程度上操纵和控制网络。网络时代西方选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元化,运用网络搜索功能,可以对每个政党及候选人的基本情况与政策有充分把握,鉴于此,西方政党十分注重运用网络向选民灌输其政党的政策。如奥巴马团队利用搜索引擎,购买关键字,增加竞选的筹码。

  该团队购买了Google的"关键字广告",选民在Google输入BarackObama(奥巴马),搜索结果就会出现有关奥巴马的视频宣传广告以及对竞争对手麦凯恩政策立场的批评[6].

  (二)推进电子政务,方便政党与民众交流

  网络媒体既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也是治国理政的政治资源。世界各国政党都注重运用网络资源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政党对社会的影响力。一是建立自己的政党网站和博客。

  1994年美国国会选举时政党建立了第一个网站。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有19位参选人建立竞选网站,其中15人开通大选博客。

  2013年日本智能手机免费通讯软件"LINE"的供应商LINE公司(东京)在"LINE"(中文称为"连我",相当于我国的"微信")上开设了各政党的官方账号。日本自民党、民主党、日本维新会等十个主流政党开设了官方账号[7].二是以网络平台为抓手开展党内活动。网络渗透到政党活动的各个层面,"网络党"成为西方政党活动的代名词。为适应政党的层级组织结构向扁平化倾向发展的趋势,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将"拥有适合媒体社会的交流能力"视为该党的重要任务,启动了"红色电脑计划"和"红色手机计划".美国民主党提出将"虚拟的网络组织生活"同"现实的集会活动"相结合,在网上发布党的活动信息和进行动员,然后在现实场合中组织会议、游行与集会[8](P183-184)。澳大利亚工党为加强与海外党员的联系,专门创建海外网络组织,向其提供该党的相关信息并收集海外党员对党的意见建议,增强海外党员的归属感。三是运用网络宣传政党的政策。运用网络增强政党对社会普通民众的吸引力,也是西方政党政治运作的重要内容。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西方政党都面临党员规模下降的困境,为此,运用网络吸收党员是西方政党扩充党员数量的策略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网络吸收社会青年加入该党,通过网上招聘等方式给青年提供党内机构实习的机会;开通全国青年网站,根据青年人的年龄特征,提供符合其需要的信息,以"捆绑式销售"形式吸引青年人对社民党的兴趣,同时成立网上"青年网络管理之家",促进从事信息产业的年轻企业家与政治家对话[9].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澳大利亚工党以及荷兰工党等为了吸引选民和支持者加入本党,将党员登记表发布到互联网上,选民对该政党的纲领有兴趣可以随时在网上办理入党手续和交纳党费;成立基层网络党支部,吸引年轻人参加党的日常组织生活[10].

  (三)实时跟踪舆情动态,把握舆论导向

  网络特有的传播形态冲破了传统上政党对信息的垄断权和解释权,舆论多元化已成为网络时代的主要特征。基于此,西方政党采取诸多措施应对舆论多元化的现实,努力实现对舆论的引导和控制。一是建立相关的媒体跟踪与反馈机制。网络具有强大的搜集和整合信息的功能,西方政党通过对媒体的控制达到实时掌控社会舆论动态的目的。德国基民盟专门设立"媒体快速反应工作组",全时跟踪和监控网络上涉及本党的媒体信息。媒体跟踪与反馈机制旨在维护本党的正面形象,宣传本党的纲领与政策,对网络上关于本党的负面信息进行搜索,并采取措施"对冲"负面信息。二是运用软手段与硬手段相结合管理网络。在西方政党政治中,政党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与控制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诸多措施实施得以体现。美国采取以软性为主的舆论控制与引导,在网络发展之初一些计算机协会与网络自律组织就相继成立并制定行为自律规范;在用户自律方面,各大网站制定张贴规则,供张贴者自律,并接受网民针对违规信息的举报。相比之下,德国主要以立法的途径,通过硬性管理来规范网络舆论。

  1997年6月德国出台世界上第一部规范互联网传播的法律《多媒体法》,并且是发达国家中第一个对互联网不良言论进行立法的国家[11].三是与新旧媒体保持合作态度。

  与新旧媒体合作既是宣传本党形象的需要,也是提防对手负面宣传的需要。信息化条件下新旧媒体都是信息的传播源,如奥巴马为了竞选需要,利用网络平台筹集的资金向广播电视购买节目播放时间,并在美国三大有线电视付费节目中播出,为自己竞选总统造势。此外,党报党刊是传播党的声音的工具,一些西方政党在对党报党刊进行改版,增加特色栏目、互动版块的同时,又推出党报党刊的免费电子版和网页版。

  (四)搭建网络平台,发挥媒体监督

  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公器,在监督政党与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因此,西方国家将大众传媒视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并列的"第四种权力",与官僚、政党和利益集团并列的"第四种政治势力".一是推行党务政务公开。

  运用网络公开政党信息,网络为民众获取信息提供技术支持,使得民众监督政党成为可能。西方政党为了竞选的需要建立政党网站,设立电子论坛,将需要监督的干部进行造册登记,在网站上设立财务专栏,使党内经费的运行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德国社会民主党顺应建立"网络党"的需要,将党的政策、领导人的言论、活动和党内的政治生活公布于政党网站,党的详细会议记录也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取。二是建立网络反腐的法律法规。例如,美国先后通过了《电信法》、《联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通讯正当行为法》等约130项法律、法规,对包括谣言在内的网络传播内容加以规制。韩国早在2005年10月就发布和修改了《促进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等法规,旨在治理网络谣言、打击网络暴力以及方便警方办案。三是民间反腐网站监督政党活动。防止腐败既需要政党本身从严治党,也需要其他政党和民间力量的介入。为了追究印度腐败的根源,班加罗尔非营利组织建立了ipaidabribe.com(译为"我被索贿了")的网站,掀起印度普通民众通过民间网站反腐败的高潮。

  以大型文档泄露及分析而著称的Wikileaks(维基解密或维基泄密)网站,没有设立总部和传统的基础设施,依靠服务器和一些国家的支持者运行,旨在揭露政府及企业的腐败行为。

  三、西方政党应对网络时代的举措对加强我们党的建设的启示

  虽然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党情国情不同,但是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政党发展服务是共同的目标追求。我国如今已成为网络大国,网络活动成为人们主要的活动方式,运用网络加强党的建设是大势所趋。

  (一)树立媒体执政的理念

  美国白宫发言人最早提出了"新闻执政"的概念,与传统意义上的"宣传统治"不同,它主要是指政府通过运用新闻来提升政府形象和执政公信力。在网络环境下,新闻脱离不了媒体的运作,从这个角度看,将新闻执政的覆盖面扩大到媒体执政的层面,或许更能反映当今时代的特征。一是认识新闻媒体的价值,把网络媒体视为党执政的重要资源。网络媒体作为一种特殊的执政资源,可以为我们党的执政活动、执政目标服务,可供我们调遣、支配与使用。二是坚持党管媒体与遵循媒体自身发展规律相统一。一般而言,新闻媒体的运行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为了吸引受众眼球,追求盈利模式和广告创收模式,以时效性、邻近性、重要性、新奇性和负面性等作为新闻价值的标准;另一方面新闻媒体的资金、政策往往受制于政府,一些权威信息源来自于相关部门,使得新闻媒体在两面博弈中生存与发展[12](P82-83)。这就要求网络媒体的发展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使其承担党的"喉舌"功能,传递党的执政理念,同时又可以使其发挥社会监督的哨兵功能,监督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

  三是提高党的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水平。在实际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在面对信息化大潮时缺乏必备的媒介素养,表现出"知识恐慌"、"本领恐慌"、"能力恐慌",缺乏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和技巧,为此,应该完善党的干部培训与任用制度,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干部培训与任用考核之中。

  (二)增强利用网络服务群众的意识

  当前网络活动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党必须顺势而为,增强运用网络服务群众的意识和能力。一是坚持走网络群众路线。网民是网上的群众,是群众的一部分。因此,党政领导干部需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及时关注网络舆论发展动态,搜集网络民意,把网络变成了解社情民意、提高工作质量的新平台,为科学民主决策提供依据。同时,需要创新服务群众的工作方法,了解和掌握"网言网语",适应网络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做到变"高位灌输"为"平等交流",变"被动回应"为"主动互动",变"作风简单"为"优质服务"[13].

  二是推行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党和政府信息发布的网上平台,根据工作需要及时发布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党务政务信息,发挥网络联系党与群众桥梁纽带的作用;推行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常态化,规范新闻发布的流程,建立部门之间的协同机制,保证新闻媒体发声通道顺畅;建设一支适应新闻媒体方面的专业队伍,支持媒体需要的硬软件建设,为党的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人才保证。三是努力消除数字鸿沟,畅通民意表达渠道。从我国目前网络发展状况来看,东部地区的网络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城市高于农村,这种网络参与主体的结构性失衡严重制约广大群众平等地利用网络开展利益表达。为此,需要开展经济扶贫,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及教育资金的投入,鼓励优秀人才流向经济贫困地区,逐步活跃中西部的经济;开展信息扶贫,将信息技术发展纳入落后地区发展规划之中,放宽接入条件、硬件设备等方面的条件,开展网络等新媒体技术的培训等,改变我国中西部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占有不对称的状况。

  (三)提高党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

  转型时期的中国,异常活跃的网络舆论成为观察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提高党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一是正确认识网络舆论与现实舆论的关系。网络舆论是社会现实或真或假的反映,不能完全反映社会民意。同时,网络"意见领袖"会影响网民对社会议题的选择,进而影响现实舆论。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包容地看待网络负面舆论与非理性言论,分清网络舆论的主流与支流。二是牢牢把握党对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与话语权。对于网络意识形态的引导,既要考虑网络舆论多元化的现实,也应考虑网络舆论应遵守的底线;既要顾及网络舆论差异化的现象,也应坚持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一元性,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引导原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网络舆论发展。三是提升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在网络上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是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国外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实现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成果以电子的形式获取,出现纸质图书销售额下降,而网络电子书刊销售额上升的局面,"英国是欧洲国家中数字出版业最发达的国家,2012年出版业销售出口额达50亿英镑,其中纸质图书销售额较上年下降2%,而网络电子书销售额增长约50%"[14].四是建立科学有效的网络舆论引导机制。例如,建立日常的网络舆情监测与跟踪机制、网络舆情分级处置机制和群众利益保障机制等。

  (四)加强党对网络的监督与管理

  有法可依、依法治网是有效维护网络秩序的关键。加强网络立法与监管对于维护网络秩序、实现党和群众网上网下良性互动大有裨益。网络活动良性开展需要做到价值引导与规范约束并重,既要注重对网民上网活动的引导,树立正确的网络观,又应注重对网民相关网络行为的立法,使网络活动有法可依。一是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网络媒体立法的重要性。在网络领域拥有技术优势的美国,早在2005年就在国防部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将网络空间与陆、海、空、太空放到同样的位置,列为美国维持决定性优势的第五大重要空间。"截至2013年年初,全球网民数量达到24亿,其中22.4%来自中国"[15],在我国网民数量巨大而网络技术相对落后的背景下,应将网络安全放到与领土安全、领空安全和领海安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谋划我国网络发展,这是确保我国网络整体安全的根本。二是建立一套保障网络活动有序运转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已出台关于互联网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共有八十余部,但仍存在部门之间监管边界不清、相互交叉重叠的现象,立法活动出现重事前轻事中与事后、重原则轻操作等问题。因此,应加强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不同行业之间的合作,以及法律之间的衔接。

  三是从法律上保护群众的监督权利。网络在为群众提供便利生活环境的同时,也为群众政治参与提供了便捷渠道,而网络信息保护程度直接关系网络活动的安全程度。就网络监督而言,要对举报人有关情况的保密制度、举报人身份重置制度、举报损失补偿以及举报奖励制度等举报人保护制度做出统一的法律界定,建立严格的保护实名举报人制度,保护合法的言论自由权利,从而使群众的网络监督活动更好地弥补现行体制性监督的弱点,规范权力的运行。此外,立法层面应明晰网络活动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在加强网络监督立法的同时,应明确群众拥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权利与义务的边界以及法律责任等问题。

  总而言之,网络技术的发展在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思维方式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政党的运作模式,为政党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因此,我们党应在借鉴国外政党应对网络时代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们自身的国情与党情特点,加强党与网络的有效互动,进而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参考文献

  [1]王长江。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

  [2]黄丽萍,赵宬斐。新媒体视阈中西方政党的现代性症候及其纠错[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6)。

  [3]谢峰。西方政党与公众的政治沟通[N].学习时报,2007-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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