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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构理性主义与进化理性主义的认识与启示

摘要:构建理性主义者与进化理性主义者所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想达到的目的也不一样,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建构理性主义思想的 论文范文 ,欢迎阅读参考。 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是英国着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法学家哈耶克经过对欧美思想史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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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理性主义者与进化理性主义者所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想达到的目的也不一样,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建构理性主义思想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是英国着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法学家哈耶克经过对欧美思想史和制度史进行深入研究过程中得出的关于西方政治思想两种不同路径的总结,并对这两种路径的哲学基础与社会背景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从而为学术界引进了崭新的研究点与争论点。建构理性主义强调人的理性在制度构建中的决定作用,进化理性主义强调传统的作用。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历史长河中,这两种社会政治制度形成路径在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表现形式。

  一、建构理性主义的代表及其相关思想

  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rationalism)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认为社会政治制度是由人运用其理性设计出来的,人天生就具备某种天赋的能力,凭借此可以设计出良好的政治制度。在古希腊时期,主张建构理性主义的是柏拉图。他最着名的理论是“理念论”和“正义论”。柏拉图《理想国》一书的主题就是:什么是理想的国家?在这部着作中柏拉图首先从探讨个人的正义开始,继而转向对城邦正义的探讨,从而论证了合乎正义的城邦的基本原则,描绘了城邦的基本结构和城邦生活。在柏拉图那里,所谓合乎正义的城邦就是实现或体现了至高的“善”的城邦,就是城邦的理念。那么何谓城邦的正义呢?柏拉图指出:我们在故事里将要告诉他们,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的身上加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这用意在于昭示:全体公民无例外的,每个人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派给他什么任务,以便大家各就各业,于是整个城邦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总以等级安排来实现正义的社会和达到的“善”的理念是柏拉图的理性设计。

  中世纪时期,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的神权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教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在两者的关系上,阿奎那继承了奥古斯丁的衣钵,核心是论证教权高于俗权进而维护基督教的神权统治。为了实现这种统治,神学政治思想家设计了短暂的此岸世界与永恒的彼岸世界说。“尘世的幸福生活目的是享受天堂的幸福”,同时在世俗的政治权力之上人为地设置了“上帝”这一最高权力来源。“君王的神父身份就是从基督产生的,而且所有基督的信徒既然是基督教徒,就成为神父和君王。这个王国的职务不是交托给这个世界的统治者,而是交托给神父……特别是这个职务是交托给祭司长、彼得的继承者和教皇、罗马教皇的;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君王都应当受他的支配,像受耶稣基督本人的支配一样。”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政治家通过构造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的理论形成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同时提出上帝为最高权力来源来不断提升教会权力的地位。

  资产阶级社会契约论政治思想家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对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中人的理性的决定作用的论述达到顶峰。卢梭既是契约论的代表又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在他的着作中处处体现出政治制度的建构的色彩。在论证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上,他提出了社会契约,“我们不妨认为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首领就是父亲的影子,人民就是孩子的影子;并且,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

  卢梭论证的道理还有人民主权论,即主权在民,政府是人民自由意志的产物,所以人民有权废除一个违反自己意愿、剥夺了自己自由的政府。

  二、进化理性主义的代表及其相关思想

  进化理性主义(evolutionaryrationalism)与建构理性主义相比,相对于人的理性他们更注重传统与惯例,认为社会政治制度不是由人设计出来的,而是由于在遵循已有的传统与惯例的基础上自由演化而来。主张进化理性者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也有很多代表人物,政治学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一。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他不再像柏拉图那样只专注于对政治的抽象原则和价值体系的探讨,对理想城邦的规划设计,而是把研究重心转向对现实城邦的经验的和历史的描述与分析。首先体现在他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上,他自觉地运用了历史的和经验的研究方法,组织学生对158个城邦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大规模地、历史地和现实地调查,然后根据调查所得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进而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理论。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研究体系中对政体的探讨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对何谓最适合的政体问题探讨上,他指出,政体研究(即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第一应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整体;第二,政治学术应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优良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所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向往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需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他的意思即是在政体选择上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与需要来选择。

  柏克之所以被称为近代保守主义政治理论的奠基人,正是因为他重视传统、习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在人类社会结合过程及政治制度的形成与演进过程中巨大的作用。18世纪,激进的革命者们对普通民众的道德水准及他们利用科学与理性去解决问题的智慧抱有很大的信心。柏克并不如此乐观,他坚持认为,我们“赤裸而颤抖的人类本性”离不了古代社会既定的传统提供的那些慰藉和支持。他的“审慎是政治美德”的思想,他对社会和政府本性的看法以及对礼俗和宗教的重视,所有这些都与他保卫传统的立场紧密地联系着。“建构工作要有技艺才行,而要毁弃的话,仅有暴力和狂怒就足够了。”“英格兰人民非常清楚,继承观念能够产生出某种稳妥的保守原则和某种稳妥的承袭原则,而且丝毫不排斥革新原则。它让人们自由地获取新东西,也让人们守住业已取得的东西……”可见柏克是从政治科学的实践性和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出发,指出对人的理性要持怀疑的态度,不能把它当成实践的惟一指南。

  三、对建构理性主义与进化理性主义的认识

  构建理性主义者与进化理性主义者所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想达到的目的也不一样。柏拉图生活的年代,正值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遭到失败,民主制度出现危机,整个希腊城邦制度也走向衰落时期。这时社会风气败坏、社会分裂、动荡、政治危机不断;“三十僭主”统治时期,他们对社会进行暴政统治,同时在内部也互相争斗、内讧不断。这些使柏拉图对他们的罪行厌恶非常,甚至放弃了跻身政界的期望。苏格拉底是柏拉图最尊敬的老师与朋友。在他的着作中都以苏格拉底为中心,但在民主派恢复统治后却控告苏格拉底否认城邦之神并引进新的神和腐蚀青年,而由陪审法庭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这又使柏拉图对原来民主的政治的政治抱负破灭,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为了走出这种法律和道德不断堕落的局面,他设计出自己的“理想国”。在中世纪时期,社会突出的特征是教会统治与世俗王权统治并存并相互斗争以及人的等级身份和公开的不平等。为了论证这种存在的合理性,即论证基督教的社会控制力、政教二元化体系和人身的等级依附关系,神学政治家便设计出相关的神学政治思想。特别是到了阿奎那时期,当时正处于教会与反教会力量激烈斗争时期,教会的统治日益遭到王权、市民、农民的共同反对,基督教神学权威危机重重。为了克服这重重危机,维护教会的神权统治,阿奎那创建了他的神学思想体系。18世纪在法国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壮大,启蒙运动蓬勃展开。18世纪的法国是欧洲大陆上典型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国王控制着全部国家权力,并且以天主教神学教义作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支柱,专制的社会阻碍着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同时由于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的几次对外战争,使国家民困财尽,这都造成资产阶级和下层民众同整个封建制度产生尖锐的对立。而在法国反封建专制统治过程中之所以没有像英国那样达成阶级的妥协,是因为英国的体制有资产阶级在体制内合法申诉权利的机会,这样就给阶级的妥协埋下伏笔,而法国的国家制度没有资产阶级在体制内合法维护权利的渠道。这表现在:首先,在英国财政税收权的取得,国王必须得到议会的同意,因此资产阶级可以利用议会与国王相抗衡,而法国国王的权力相对集中;其次,英国的陆地面积狭小,而法国平原较多,常备军力量强大,同时小农力量比较薄弱,这就使国王的封建力量更加强大,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只能屈服于暴力之下;再次,与英国相比法国有强大的官僚队伍,这便于国王把触角向社会扩张。鉴于此,启蒙运动思想家对平等的要求更多一些。封建专制的压力越大,资产阶级与民众要求解放与权利的反弹力也就越大。因此,作为启蒙运动者之一的卢梭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设计出主权在民等理论。

  亚里士多德所生活的时代,是处于城邦时代向帝国时代转折时期。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并没有被采纳而挽救城邦制度走向灭亡的命运,这给亚里士多德一定的启示,所以他转而运用经验的研究方法对城邦的历史和现实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看到传统的政体选择上的作用。

  柏克在政治上活跃的年代正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两大革命爆发的年代。这两大革命,一个是英国的产业革命,一个是法国的政治大革命。柏克注重传统,因为当时实行立宪君主制的英国在国内社会稳定、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在世界舞台上处于引领地位;法国的大革命以实现平等为目标采取他认为“极端”的行为,发动民众的程度之大使他震惊,同时柏克预测并害怕多数人的恐怖主义。柏克时代,资本主义革命在英国已经完成,资产阶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握政权,资产阶级的任务应该由攻转向守,维持社会秩序,在既定的秩序中使资本主义得到快速的发展,在政治上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鉴于此,柏克强调传统的巨大力量。

  同时建构理性主义与进化理性主义对社会政治制度成因等不同的认识也是因为基于各自的哲学基础不同。首先,他们各自对人类理性的认识有差别。

  绝对的建构理性主义者对人类理性持乐观的态度,持无限理性哲学观,认为人的理性是绝对的,人天生就有这种天赋,凭借人类自己或集体的智慧可以有意识地设计各种最佳的社会政治制度,一切文明制度都在人的理性的掌控之中。相反,进化理性主义者则持有限理性哲学观,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认识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同时这种人类的理性是囿于所存在的制度环境限制的,因而不可以只相信人类理性的作用,然而传统和惯例是在不断变化和成长中变得越来越好,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吸收了许多人、许多代的智慧和经验。正如英国着名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同时作为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问题研究的奠基人哈耶克所指出的“源于法国传统的政治学说,之所以能够在往昔获得压倒优势的成功,其原因很可能在于他们对于人的自尊和抱负的极大诉求……亚当·斯密与休谟、福格森及其他人所共同持有的上述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反唯理主义的洞见,使他们得以最早理解各种制度和道德、语言与法律是如何以一种积累性发展(cumulativegrowth)的方式而逐渐形成的,而且还使他们认识到只有依据这一积累性发展的框架和在此框架内,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地发挥作用。”

  再次,各自的差别还应归究于对传统、惯例等的认识不同。理性建构主义者认为一切有效用的制度都是人类深思熟虑设计的结果,与传统关系不大;而进化理性主义者认为“自由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为并非出自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而且一个自由社会之所以能够发挥其有助益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自由发展起来的种种制度的存在。如果对业已发展起来的各种制度没有真正的尊重,对于习惯、习俗以及所有那些产生于悠久传统和习惯做法的保障自由的措施缺乏真正的尊重,那么就很可能永远不会存在什么真正的对自由的信奉,也肯定不会有建设一自由社会的成功努力存在。”

  四、建构理性主义与进化理性主义给我们的启示

  建构理性主义者对人的自尊和抱负的极大诉求、相信人类理性的无穷力量,受到了进化理性主义的批判。哈耶克认为这体现了理性的自负,体现了人类智识的狂妄自大。哈耶克倡导进化论理性主义,反对建构论理性主义,反对那种认为制度、规范、秩序是人的理性设计的结果的观念。他倡导秩序、文明成果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适应性进化的结果,是经验的累积性进化的结果,是历经数代人的试验、试错的结果,是人借助经验与本能之间的力量进行自由创造的结果。

  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指出:“尽管两者中任何一个显然都不是完全正确,但两者中任何一个显然也不是完全错误,我们必须努力认真考虑两者的根本立足点,并利用两者中含有的全部真理。”

  如何正确地对待理性与传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20世纪末,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明显建构理性倾向的哈贝马斯先生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

  “沟通理性。”“沟通理性的体现,则在于人们在自由开放的、不受权力关系宰制的情况下,诚意地进行讨论协商,互相交换意见,尊重并全心全意地尝试了解对方的观点,大家都遵守以理服人原则,摆事实,讲道理,唯‘理’是从,不固执已见,从善如流,以达成共同的认识(共识),并根据此共识来治理社会,或以此共识作为有关社会的政策或安排的基础。”可见,沟通理性的立场,并不是一种在争论的观念之间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而是通过商谈或沟通,在争论观念间取长补短的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则进化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只有沟通,才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创造和更大程度的发展。对于理性我们不能估计的太高,认为可以通过先验的理性就可以设计出一个理想的社会,要重视传统的影响力;但给予传统应有的尊重时也不能忽视人类理性的重要地位,不能把人类等同于自然界其他生物,人类不仅要适应社会,还会对社会发展和演进产生重要影响和制约。

  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既发挥理性又尊重传统的体现。“3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

  这说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的成就,正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结果,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的的实践相结合,实现社会主义的本土化、本民族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结果。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是成功的,也给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一定的启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同时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把马列主义与本民族特色结合起来,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民族化、本土化。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发挥创造性,实现民族的复兴与人民的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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