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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论文

巴金《将军》与靳以《陨》创作的差异

摘要:《陨》与《将军》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这体现出靳以被主流叙事所同化的一面,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巴金《将军》与靳以《陨》创作差异的 论文范文 ,供大家阅读参考。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与靳以经常被相提并论。从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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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陨》与《将军》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这体现出靳以被主流叙事所同化的一面,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巴金《将军》与靳以《陨》创作差异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与靳以经常被相提并论。从1930年代在北平合编《文学季刊》起,他们不但是事业上的好搭档,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人都曾经创作了许多以异域人物为题材的小说作品。巴金的《将军》与靳以的《陨》,都是对落魄白俄人物的描写,并突破了其时流行的普罗文学模式,具有相对复杂的意蕴。

  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辨析这样的差异,不但可以匡正以往对靳以的不确解读,也能破解两位作家不同创作取向的深层动因,并推究他们取得不同成就的内在根源。

  一、《将军》的国际性视野及与靳以的潜在渊源

  众所周知,巴金的写作与留法生涯是密不可分的。

  在法国生活的两年(1927-1929),他写下了处女作与成名作《灭亡》,回国后不久则创作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复仇》,十几篇小说都以法国生活为背景,人物则来自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等不同国度。此后,其异域题材创作亦有很多,巴金以如椽之笔,横扫了大半个地球,在写作题材的广度上,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气魄。

  巴金的这种气魄与他长期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密不可分。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权威与秩序,力求建立一个平等、正义、友爱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似的理想王国。

  在巴金的早期小说中,就描写了许多不惜献身于此项事业的异域英雄形象。对年少的巴金来讲,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迷恋,只能说不是基于理解,而是非理性的全盘接受状态。这样的接受,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大同理想密不可分,也与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社会风尚有关。巴金早期作品对异域人物的塑造,具有典型的充满青春躁动的激情特征,实际上也无时不灌注着自己的理想与寄托,所以这些人物的主观臆造痕迹是非常明显的,往往因成为观念的负累而显得虚幻无力。不过在个别作品中,巴金对异域人物的塑造较为成功,《将军》就是这样一篇小说。

  不同于以往绝大多数的异域题材创作,《将军》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国内,即北国哈尔滨。主人公是流亡的白俄军人诺维科夫,他曾因受到一名将军的赏识,被提拔为中尉,到了中国后,被人戏称为将军。他无所事事,耽于饮酒。可悲的是,家中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妻子从事皮肉生意。这样一个阿Q式的人物,在新文学作品中并不希见。难能可贵的是,作家真切地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当中国茶房提到他的一个俄罗斯同乡,把故乡的黑土带到中国一事时,以下描写颇为动人: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在他的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草原,沉默的,坚强的,连续不断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动着无数的黑影,沉默的,坚强的,劳苦的……这一切都是他的眼睛所熟悉的。他不觉感动地说了:俄罗斯母亲,我们全是她的儿子,我们都是这样!

  主人公虽然自欺欺人,但在严酷生活的催压下,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下定了回国的决心。此外,本文对于流亡白俄给予了深挚的同情,并且对于蔓延于俄罗斯大地的战争,有了十分清醒的反省。正如主人公的反思,战争给整个俄罗斯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无疑超越了1930年代流行的普罗文学的狭隘模式,即在阶级叙事的框架内,把白俄流亡者视为反革命分子加以贬斥的做法。自蒋光慈《丽莎的哀怨》遭到严厉批判之后,白俄叙事越来越成为左翼文学内部的话语禁忌,将白俄定位为作为历史残余的没落阶级,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主调,进而也不能对这一阶级抱有任何人道主义的同情。

  显然,巴金似乎有意抗拒这种束缚。在文本中,还出现了人物对于客居环境的不适之感,如诺维科夫认为中国就像寂寞的大沙漠,他的妻子则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冷的,尤其是结尾刻意强调:当诺维科夫对人表达要回国的想法时,他说的全是俄国话,没有人懂得他。

  所以,《将军》在对待白俄流亡者的态度上,格外注重与主流话语的区别,也体现了巴金特有的国际性视野,及作为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的可贵立场。

  《将军》创作于1933年秋,其时巴金正受靳以之邀,帮他筹划编辑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1934年元旦,《文学季刊》创刊号出版,《将军》就刊于其中,同期还有靳以的一篇小说《凛寒中》。很有意思的是,后者与前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写的也是一个靠妻子出卖身体维持家庭生计的故事,只不过将背景设置在东北农村。

  值得注意的是,在合编《文学季刊》的时候,靳以与巴金同住在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而且常常在一张桌子的对面写作。因此,对于这两篇小说的构思,双方想必既了如指掌,亦会彼此有所启悟,甚至有所借鉴吧。

  日常生活的接近,使两位作家选择共同的题材,是不难理解的。那么,写惯了异域故事的巴金,这次何以把背景设置在陌生的哈尔滨,又聚焦于很少写的白俄流亡者呢?这与靳以的早期创作恐怕也不无关联。实际上,在1930年代初,靳以因擅写异国情调,而与巴金并称于中国文坛。

  不过,与巴金那取材广泛、带有浓重寓言气息的‘世界性’不同,靳以的‘异国情调’始终专注于同一座城市,那就是有着‘东方彼得堡’之称的哈尔滨。

  靳以大学毕业不久,曾在哈尔滨做五金生意的父亲身边,有过半年的逗留。此外,他在沈阳亦有十年的童年生活经历,对东北生活是很熟悉的,这段生活1调,还体现于对白俄流亡者的描写。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圣型》,写的就是中国青年男子与白俄女性,在哈尔滨发生的一段微妙的情感纠葛。借鉴已有的文本可能是偶然或默许的,是来自一段模糊的记忆,是表达一种敬意,或是屈从一种模式,推翻一个经典或心甘情愿地受其启发。巴金当然会对好友的创作情况十分熟悉,所以在写作《将军》时,对靳以同类题材创作有所借鉴,是极有可能的。

  二、《陨》较之《将军》更为突出的社会批判

  色彩在靳以的小说中,与《将军》题旨最为切近的当属《陨》(原载1931年3月25日《东方杂志》第28卷第6号)。

  如果站在当时流行的立场,流落哈尔滨街头的白俄贵族潘葛洛夫,显然是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但同巴金一样,靳以并没有对主人公进行丑化处理,而是突出了主人公固有的贵族气质,及不愿失去尊严的独立人格特征。此外,文本中潘葛洛夫对远方妻儿的担忧,也被刻画得相当传神。虽然他的妻子也是靳以早期小说中常出现的妖冶而充满诱惑的女人,但是主人公对她仍是谅解的,尤其担心她或许正在受着不人道的对待,这显然体现了对作为弱小者的女性的关切与同情。再想到儿子喊痛的画面,潘葛洛夫更是充满了怒火,涌起了复仇的念头。在此文中,靳以对人物心理的描写,是极为真实而细腻的,虽然在主流叙事模式中显然会被视为大逆不道。总之,《陨》与《将军》的共通之处,就在于以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描写了世间一切不幸人物的凄惨境遇,及对一切非人道现象的无比愤慨。

  《陨》与《将军》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这体现出靳以被主流叙事所同化的一面。

  《将军》中的批判态度,主要体现于较为隐晦地揭示国人的冷漠,此外关涉现实之处并不多,甚至在诺维科夫的想象中,侮辱妻子的也是一个美国水兵。而在《陨》中,靳以更多地把潘葛洛夫的命运悲剧,归因于他在中国所受到的欺凌,折射出国民性极其自私与势利的阴暗面。即使是写一位来自俄国的奴仆对衣衫褴褛的主人公的恶劣态度,也是对国内整体文化氛围的针砭,暗示着外国人也会被入乡随俗地同化。其中这样的议论,显然上升到了对人间正义的吁求:在绝望之中他忽然想起来在宇宙之中是无所谓公理的。在人与人之间,固然因为对生存之竞争,不免各凭自己的力量去做;就是自然,也是只能把它的威严,在弱者、毫无抵抗者之面前尽量显露出来。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靳以意犹未尽,结合潘葛洛夫的感受,对冷漠的国人还有更为具象的刻画:

  想呼号也没有力气了!真就是能听得出来声音,而这声音也能传达到那些温饱者的耳朵里去,他们会打开他们的屋门出来么?他们说不定以为这种声音扰了他们的安乐,就把门窗更关得紧一些了。一切的事情都比他的呼号更要紧的,他们要留心听无线电放出芝加哥着名戏院的歌曲,要静静地坐在炉边读那文人意境造成的小说,或是说着无尽的情话、闲话、无聊的话……真就算是他们都被他悲苦的声音打动,从温暖的房子里出来,都聚集在他的身旁,但是能否有同情仍然还是一个疑问。

  这种叙事手法,虽然着意突出富贵阶层的穷奢极欲、冷漠无情,但是显然有拖沓和累赘之感,实际上已经为靳以此后所热衷追奉的、符合时代主流的创作模式埋下了伏笔,那就是通过对现象的罗列堆积,来对社会的悲惨与不义,进行颇具主观色彩的强化,达到现实批判的目的。此外,《陨》还预示了靳以往往把事物推向极端的倾向。与《将军》的结尾参照阅读,与只是在醉酒状态中渴望归乡的诺维科夫相比,潘葛洛夫则是凄惨地冻毙街头。再者,在细节的描写上,也可以凸显靳以的极端化倾向。当想到一颗金牙可以换来一顿饱饭时,潘葛洛夫这样行动了:

  于是他起始把手指探到嘴里去,先摇一颗。被能活下去的想法引诱,他忍着难耐的疼痛。在实际上,还是一些也没有摇动。

  ……第二次他又动摇那颗牙了,这次他用更大的力量;可是一股再也忍不住的苦痛,使他不敢再做下去。手从嘴里拿出来的时候,染满了口涎,在暗淡的灯光之下,他还看见深红色的,黏而腥的液体在用以摇动牙齿的手指上。

  这一以戕害身体为代价获取基本生存的恐怖描写,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算得上是颇为震撼的吧。

  尼采认为,人类所获知的全部真理都来自于身体,是身体在诠释着这个世界,伊格尔顿由此出发,在写作名着《审美意识形态》时,就不断强调关于肉体的主题,试图通过美学这个中介范畴把肉体的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更为传统的政治主题重新联系起来。在此,流亡白俄贵族潘葛洛夫的自戕之举,已经被靳以完全中国化为阶级矛盾深化的极端暴力场景。

  通过对《将军》与《陨》这两篇小说的对照阅读,不但可以辨析巴金、靳以创作的不同取向,而且对于传统研究中对靳以的严重误读现象,也会有所匡正。

  三、巴金与靳以创作分途的内在根源

  不同于巴金这样广受关注的大作家,靳以长期以来颇受冷落,这与其创作实绩及文学史地位有关。此外,对靳以还存在大量的误读,这尤其体现在平凡化的界定上。

  《小说》(载1934年7月25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一文中认为,靳以的创作具有冲淡平适的特点。此外,他还在评论小说集《青的花》时,以小说家的笔墨如此勾勒靳以的创作:由靳以君的小说,我看到的作者总是一个和蔼真诚的老实人,不使用生涩的字眼,不使用眩人的技巧,……也许过路人看了这白昼伤感的人讥他作老太婆,他也就那么婆婆妈妈地点点头,继续地说了下去。

  这种情感的节制、叙述的朴实、统一性的严谨,在《圣型》里就已经很明显了。《青的花》在气息上、风格上,是并不两样的。

  这段描述似乎较为贴近那种絮语式的小说,即表现为平静的叙述语调、温和的情感表达,然而却完全不适用于靳以的这部小说集,因为作家失恋中的激愤情绪,包括对负心女性的过激责难是极其明显的。除了《青的花》,靳以在1933-1934创作的另几部小说集《圣型》、《群鸦》、《虫蚀》,多写青年男性的失恋故事,且具有极为类似的特点:以峻急、悲怆得几乎变态的格调,宣泄着一种失落了的恋爱情绪,带有浓郁的心理浪漫主义气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上承郁达夫的浪漫抒情遗风的。可是,平凡化却衍化为此后靳以小说风貌的定评。尤其是当代着名学者赵园,对靳以的平凡化做出了更为明确的阐释。值得注意的是,她是通过对靳以与巴金的比较,来概述其创作风格的:靳以像巴金那样,热情中有天真气;因为心中满贮着同情与爱,故不长于讽刺,也难以像哲人那样作冷峻、深沉的思索。但巴金热烈,常常发出激越的吐诉,而靳以则偏于冷静,更宜于娓娓地倾谈。这后一种个性形之于文字,则是那一派优雅恬澹。这是一个平凡的小说家。……他的形象世界没有恶的极致,也没有善的极致,却有契诃夫式的柔和的忧郁。这种美学风格无疑反映着作者对生活的理解,———理解也那么平凡。实际上,与赵园对二人截然分别的论述相反,朝夕共处加之趣味相投,使巴金与靳以在创作上曾有许多共通之处,如始终对黑暗的现实持严正的批判立场,为人类的平等博爱终生呐喊,在艺术上亦都以直白而炽热的情感宣泄为主要特征。非但靳以的爱情小说可以有力地质疑以上的结论,仅通过《将军》与《陨》的对比,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靳以的创作特征,与平凡、冷静、优雅恬澹、柔和的忧郁这些描述,是存在明显扌干格的,并隐隐表现出了不逊于巴金的极端化倾向。

  此外,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大弊端,即将靳以置于更为知名的巴金的附属地位加以探讨,这也在无形中遮蔽了他作为作家的独特性。在二人的创作旅程中,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是一致的。但靳以不同于巴金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极深,因而更多地在作品中体现为付诸现实行动,如像《爱情的三部曲》那样浓墨重彩地描绘具有群体组织性质的进步青年,而是更多地集中于个体情绪的抒发。进而言之,同为充满激情的对现实世界充满否定性的作家,巴金通过对人物具体行动的描写而更富有建设性,靳以则因强化了虚无因素,从而流露出更为强烈的破坏倾向。

  更值得深思的是,靳以并没有像巴金那样成为一流的作家,不仅仅是因为巴金与靳以的最大不同在于他有信仰,所以巴金的小说中能够感受到内心的紧张和激情,而靳以相同题材的小说,常常流于平面化。不可否认,文学成就方面的差距,有才华与天资的因素,巴金尽管也是激情型作家,也有情绪化的弊病,但与靳以相比,其小说无论是布局谋篇、格局气魄,还是哲理意蕴、思想深度,都要明显超越。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巴金的创作历程,没有仅仅停留在炽热而失之浮泛的情感宣泄阶段,而是不断对人生进行深切的体悟与提炼,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参悟了契诃夫冷峻、沉郁、深刻的现实主义,从而在1940年代脱离了单纯明朗的浪漫抒情风格,推出了《憩园》、《寒夜》等艺术上更为成熟的作品。在这方面,靳以则与巴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一直没有很好地完成激愤情感的沉淀,从而促成个人创作的升华。尤其是在抗战开始后直至建国前,在复旦大学的执教经历,使靳以深受进步学生的影响。

  在追求革命民主的路途中,靳以要比巴金更为激进,参与政治的热情,也远远超过了巴金。这也就可以理解,对缪斯女神的怠慢,使靳以的创作质量渐趋平庸与停滞。

  在建国初期写就的自传《从个人到众人》中,靳以充满真诚地回顾了把小我融入大我的文学创作历程,这种真诚尤为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执着追求上,并且终于在辞世前半年完成了这一心愿。与此相对照的是,巴金虽迫于形势也写下了许多违心文章,但实际上仍然葆有相对独立的精神,如在入党一事上,就曾经婉拒了胡乔木的邀请。

  作为多年的好友,靳以甚至以政治表现是否积极进步为标准,与巴金产生了隔膜与分歧。在2009年10月于上海召开的纪念靳以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与靳以在复旦大学的学生、年已八旬的程极明先生进行过交流。程先生解放初期任上海学生自治会主席,是学生党员中的积极分子,也是与靳以交往最为密切的学生之一。他说,靳以与他常在一起彻夜长谈,而且聊政治的时候要远远多于谈文学。据其透露,靳以在建国后对巴金的政治热情不高,曾明确表达了不满。

  这样来看,《将军》与《陨》这两篇题旨相近的小说,或许已经预示了巴金与靳以这两位好友在创作上的分途。概括地讲,那就是巴金比靳以具有更为执着的艺术探求,以及更为深广的心灵自由。而靳以,则过分拘泥于时代主流创作模式,在从个人到众人的道路上,渐渐失去了宝贵的艺术个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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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巴金.巴金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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