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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论文

论孙悟空的侠义精神

摘要:唐代豪侠小说中侠客与刺客两者的界线日渐模糊终至融合,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孙悟空侠义精神的 论文范文 ,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最富有魅力的的人物形象。他本是天地之灵气蕴育而出一灵猴,本领高强,而这个浸透着浓重理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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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豪侠小说中侠客与刺客两者的界线日渐模糊终至融合,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孙悟空侠义精神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孙悟空是《西游记》中最富有魅力的的人物形象。他本是天地之灵气蕴育而出一灵猴,本领高强,而这个浸透着浓重理想主义色彩的神话人物,又充满了侠气。他身上保留了先秦侠客的特点,又体现了唐代以后侠与武合流,侠客与刺客融合的特征。

  关键词:孙悟空 侠义 精神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最富有魅力的的人物。他是天地孕育而生的灵猴,好胜斗勇,自尊自强,热爱自由,同时他又重情重义,智勇双全,可以说是作者理想和希望的化身。而这个浸透着浓重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形象,又充满了侠气。

  “侠”之一词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可是人们对于“侠”的基本特征的认识却是众说纷纭。刘若愚最早在《中国的侠》一书中列举了“侠”的八种特征[1];而其后侯健在《武侠小说论》中总结的“侠”的十种特征[2],只有第一条“尚气任侠,急人之急”与刘若愚所说相同。而崔奉源的《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一书则列举了“侠”的八种特征[3],观察角度不同,说法也各不相同。对此,笔者比较认同崔奉源的说法,即“假如要给整体的‘侠’下一个定义,非要先查一下古人所指的类型不可,然后才能从实际人物的行径中找出他们的特征,而归纳成典型的标准”[4]。本文对孙悟空侠义精神的讨论主要是建立在史书和古人对侠的看法的基础之上的。

  关于“侠”的概念最早论及的应是韩非子,他在《五蠹》中说侠是“带剑者”,他们“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并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孙悟空身上是有先秦侠客的特点的,这一点在《西游记》前十三回表现的最为明显。《西游记》前十三回主要写孙悟空拜师学艺和大闹天宫事。他仗着自己本领高强,龙宫夺宝,阎王殿毁生死簿,全不将以玉帝为首的天庭制度放在眼里。后他接受天庭的招安,上天做官,谁知到头来却是个骗局,立刻大怒反下天宫,“老孙有无穷本事,为何教我替他养马?”他回了花果山自立为王,称齐天大圣,甚至喊出了皇帝轮流做的口号,直打到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上。后来他皈依正道,在保唐僧西天取经的过程中,却仍不时与师父发生冲突,不服管教,以至菩萨不得不用紧箍咒来束缚他。以上种种充分显示了孙悟空是不将天条规矩等物放在眼里的,他是制度的叛逆者。

  西汉司马迁给游侠作传,以韩非子之说为开端。他在《游侠列传》中对“侠”下了较完整的定义,将侠的基本特征勾勒的较为详细:“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忠于言行,有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他们济困扶危,将自身安全置之度外。这些特点在孙悟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于取经路上的不平事,悟空义不容辞,屡屡救人于危难之中。高老庄收猪八戒,虽然是出于佛旨的安排,但事情的开始,却是孙悟空主动为人除害。在乌鸡国,他扫荡妖魔,辨明邪正,为乌鸡国王报了冤仇,也完全是主动帮忙。在车迟国,孙悟空主动济困扶危,解救那些受压迫受剥削,为道士服苦役的和尚。所以那些小僧十分感动地说:“齐天大圣,神通广大,专秉忠良之心,与人间报不平之事,济困扶危,恤孤念寡。”

  当然,悟空也有侠客“不轨于正义”,“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的一面。他第一次与唐僧发生冲突就是因为他对拦路抢劫的歹徒大开杀戒,被师父斥为“无故伤人性命,全无一点好善之心”。而他第二次遭贬逐也是因为对剪径的强盗赶尽杀绝,手段过于狠毒,是侠文化中的负面因素。

  但孙悟空作为一个小说中杜撰出来的人物,毕竟不同于正史书记中的侠。他身上明显烙印了唐以后的小说传奇中侠与武合流,侠客与刺客融合的痕迹。

  在司马迁的概念中,与“不轨于规矩”的侠客不同,刺客是“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士为知己者死”的一个群体。他们多是被豢养的门客,没有独立的人格与自由,也没有是非观念。《汉书》之后正史不再为游侠立传,而刺客之义则受到大力推广,与儒家的忠孝节义结合,一直被大书特书。

  唐代豪侠小说中侠客与刺客两者的界线日渐模糊终至融合。红线与聂隐娘都是兼具侠客与刺客的身份,红线为了替主人分忧,夜盗金盒,使百姓免受战争之苦。她们有报恩观念,精神与人格却是独立自由的,事成之后飘然隐去,既保留了侠客正义自由的一面,又将其“犯禁”行为合理化而为统治者所接受,同时将刺客的武功转嫁到侠客身上,奠定了豪侠小说“以武行侠”的基础模式。这种模式在孙悟空身上有所体现。

  孙悟空好名好斗,行为不轨于正义,游离在制度之外。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他有一身超凡入圣的本事。他一心想“干一番大业绩”。他做了一世好汉,只拜得三个人,西天拜佛祖,南海拜观音,两界山拜师父。这三个人,唐僧对他的救命之恩自不待言,如来降了他,菩萨点化了他,让他保唐僧取经,一路降妖伏魔,使他本事尽得施展,可谓知遇之恩。而从另一个角度讲,他当初之所以大闹天宫,也是因玉帝不识其能,使得他一身本领无从施展之故。取经路上他非但不怕遇见妖怪,反而最喜与妖怪打斗,将之称为送上门的买卖,当成是扬名的机会。而他最终被封为斗战胜佛,由制度的叛逆者变成制度的捍卫者,可说是侠客之义与刺客之义的完美融合。

  侠客与刺客的结合演变到清代晚期就形成了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习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侠客加清官模式。其实这种模式早在孙悟空身上就初具雏形了。他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实际上维护的是唐僧背后严密的体制和强大的统治层。而这一路降妖除魔,心猿归正其实也就是孙悟空摒除个性融入体制内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刘若愚《The Chinese Knight-errant》, Chicago ,1967年,第一章.

  [2]侯健《中国小说比较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武侠小说论》.

  [3]崔奉源《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一章.

  [4]崔奉源《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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