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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教育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出发，研究了居民教育消费中的教育消费比率的问题，解释了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含义，介绍了理论及经验模型、国外教育消费比率的状况，并分析了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高低的几个重要因素。本文旨在更好地引导我国居民教育消费。
关键词：人力资本 教育消费比率 影响因素
教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居民教育消费是教育消费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国外学者直接提到教育消费这个概念的比较少，但许多国家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居民教育消费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其中对居民教育支出比率的研究即是一例。
研究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意义
教育与一国经济发展也是紧密相联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发展教育能大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是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内容。教育消费比率的高低反映了居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可以从各国居民消费基本情况来了解教育消费比率。
居民教育消费比率（ER）的涵义
国外学者对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国家把它看成是家庭所有支出的百分比。如东欧一些国家在统计中，计算教育消费的比例时是以占家庭总支出的百分比来计算。美国学者Sandrd J. Huston 研究了美国家庭教育支出的比率问题，他提出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ER）是指每年家庭非必需品消费中，居民享受教育及其服务所占的比例。所谓必需品和非必需品，Sandra J. Huston 认为，必需品包括：住所、器具、衣物、食品。非必需品包括：健康和个人护理、酒和烟、人身保险、交通、娱乐和教育支出。从两者的统计口径来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同一个国家相同的统计数据中，前者的比率要小，而后者的比率要大。
居民教育消费模型
为了更好地衡量居民教育消费，国外的学者提出了居民教育消费的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用来对居民教育消费进行定量分析。这种理论模型对于分析我国的居民教育消费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理论模型
该理论模型的方程式是从经济学有关消费者需要理论推导而来的，特别是该模型对恩格尔系数（函数）作了适当的修改。因此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教育恩格尔系数，即居民教育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用公式表示如下：
ER= f（I，HC）
公式中，ER代表家庭消费中用于教育消费部分占非必需品消费的比例，I表示家庭收入，HC表示反映家庭特性的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家长的年龄、家庭的规模大小、受教育的层次、地域、性别、民族或种族、家庭子女状况等等。
从该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高低，与家庭的收入及家庭的特征是一种函数关系。
经验模型
该模型认为，因变量是以比例的形式存在，在确定居民教育支出的比率时则可选择自然对数模型的形式来进行研究。因变量表示百分比几率的自然对数，经验模型的方程是根据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其方程式如下：
ln[ER/(1-ER)]=β0+β1I+β2iHC 这里i=1，......,n
因为ER的值是有一定的极限的，ER最大为1，最小为0，那么，因变量的极限值也相应为在0和1之间变动。公式中，I代表家庭收入，HC表示家庭特性变量。
经验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居民教育消费有效的方式，我们可根据不同的变量和假设，来了解哪些是影响居民教育消费的主要因素，哪些是次要的因素，从而更好地揭示居民教育消费的规律。
比较各国教育消费的比率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因为各个国家使用的统计方法和手段的不同，会导致统计数据有较大的差异。但我们可以从根据权威机构已公布的统计数据看出，保加利亚等11个国家中，爱沙尼亚和波兰的家庭教育消费比率逐年提高。其它几个国家教育消费比率有的有所提高，有的没有变化，有的教育消费比率有起伏。教育消费比率最高的是塞浦路斯，1999年曾达到3.4%，最低的是斯罗伐克，1999年家庭教育消费比率才0.4%。
从东欧国家的居民消费结构来看，居民教育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以上几个国家的教育消费比率，在各国家庭消费支出统计项目中，所占比例最小。从居民的消费结构看，占比重最大的项目是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类支出，一般占总支出的20%~43%，其次是住房、水、电和其它燃料，一般占家庭消费支出的10%~20%。以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逐年增长的国家爱沙尼亚为例：
爱沙尼亚的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基本生活用品和耐用消费品比例下降，如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住房、水电、燃料、服装鞋类等；保健、交通、通讯和教育消费有明显的增加趋势。但尽管如此，教育消费的比重依然较小。
根据美国BLS提供的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计算美国近几年的居民消费，教育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6~1.7%之间。这与东欧的一些国家的比例差别不是很大。从支出的总量来看，各国收入水平不一样，因此，在教育消费的绝对量上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
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因素可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从宏观因素来看，主要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体制等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对提高个人素质的需要越迫切，因此越重视对教育的投入。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居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较少。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也是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高低的重要因素。二战以来，许多国家用于私立学校的居民教育消费增加较快，其中特别是私立高等院校的增加，对扩大居民教育消费支出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学生是在私立院校学习，菲律宾86%的学生是在私立院校中学习，韩国的私立院校学生占75%。韩国的私立学校集中体现在高中和高等教育方面。1993年，韩国的私立大学有102所，占大学总数的80%以上。韩国自70年代以来，政府通过发展私立教育，增加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来筹集教育经费，发展韩国的教育。私立大学的增加，对提高居民教育消费支出水平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也是韩国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韩国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从70年代以来，大部分年份都在7%以上。
统计表明，韩国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呈递增的趋势，其中韩国的农村家庭的教育消费比例比城镇家庭的支出比例要大。如果从韩国居民教育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来算，韩国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将更高。在许多国家，由于教育成本上升和普遍实现成本分担原则，很多国家提高了高等教育学杂费的标准，学杂费成为许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高等教育学杂费增长是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微观因素来看，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因素主要有：家庭收入、住户的年龄、家庭规模大小、受教育层次等。
家庭收入的影响。家庭收入对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影响较大，根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家庭收入与居民教育消费呈正比例关系，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用于教育消费的支出越多。由于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是一种比例关系，因而，家庭收入的增加，对消费比率的影响有几种可能，一是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比率提高。这要保持绝对支出的增加的同时，教育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其它消费项目支出的速度。二是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消费比率不变。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支出增加，但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没有变。三是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比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收入水平虽然提高了，但教育消费支出的增加速度较低或没有增长，因而，教育消费比率下降。1995年美国学者Sandra J Huston根据美国的消费统计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家庭收入与教育消费比率没有很明显的相关性。但中国学者在研究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率（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比例）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平均与家庭人均收入呈反向变化关系。
住户的年龄。住户的年龄是影响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在年轻时投入到教育的收益最大，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消费比率与年龄呈反比例关系。美国学者Sandra J. Huston的研究表明年龄对家庭教育支出比率影响最大。假定其它的因素不变，相对年轻的家庭教育比率最高，随后开始下降，直到40岁左右，教育比率开始上升，一直到67岁，再开始下降。这种家庭教育比率演变规律，很好地说明了一个人在年轻时，倾向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随后教育比率开始下降，到40岁左右时，父母把更多的钱投资于子女的教育方面。家长的受教育水平是仅次于年龄的对教育比率影响较大的变量。
家庭规模的大小。家庭规模主要是指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当家庭人口规模扩大时家庭教育消费比率也将增加。国外对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研究结论显示，有子女和无子女的家庭相比，有子女的家庭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比无子女的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比率要高。
受教育的层次。家庭成员接受教育的不同层次，影响家庭教育消费的支出比率。教育层次不同，家庭相应支付的教育费用也不一样。美国劳工部公布的2000年消费支出数据表明，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教育支出的数额越大。大学以下的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为427美元，大学层次以上的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为1226美元。显然，教育程度越高，教育消费支出的数额越大，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教育程度越高，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比率也会越高。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考察了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的问题，指出一个人之所以投资教育是因为未来个人教育收益的增长速度要高于个人教育成本的增长速度。因此许多家庭愿意对家庭成员进行教育投资。
总之，影响教育消费支出比率的因素是多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各国或各地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资料，来分析一国或地区对教育消费的重视程度，制定正确的教育发展政策，更好地满足居民教育消费需要，提高居民教育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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